右’，还在中间位置的两行字下面画了两道粗粗的红杠。”

    “谁写的？”刘应明急问。

    “上面没有署名，但我一眼就认出了是肖云飞的笔迹。”靳诠良愤怒地说：“信上说《论法治》一文中说政策有空子，是诬蔑党的政策，要约束权力是妄图夺权。”

    “你到底还是栽在了他的手里。”刘应明想了一会儿说：“去年在一次党委扩大会上，董书记说林副校长该办退了，要推荐一个副校长人选，文学系王主任推荐你，说你业务熟，能力强，还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肖云飞当时就提出反对，他说你政治思想不纯，走白专道路，还说你发表《论法治》是出风头，哗众取宠。重点说那篇文章的内容是和省政法委汪书记对着干。说省政法委汪书记在全省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搞阶级斗争要做到眼尖、手快、心狠，发现阶级敌人的苗头就下狠手，把它掐死在萌芽状态。还说你文章中提出要约束权力，就是不要阶级斗争，还说我们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有冤案……董书记当时就打断了他的话，说看文章要上下贯通，整篇理解，断章取义不是学者风范。

    虽然董书记批评了他，但他并不服气。我估计他把你当成了竞争副校长职位的唯一有力的对手。当时我就担心他会在关键时刻给你使坏，就让昕荣给你捎信，要注意和肖云飞搞好关系，对这种心胸狭隘的人提防着点。”

    柯昕荣接口说：“回家我就给他说了，他说作为一个学者，首要的把业务搞好，要淡泊名利，最看不起那种投机钻营的人。根本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看来你是成也《论法治》，败也《论法治》。”刘应明感慨地说：“你错就错在把小人当君子，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正说着看见柯昕荣怀中的永乾，不解地问：“怎么带着孩子来的？”刘应明不解地问。

    “是我坚持要带的。”柯昕荣说：“我们俩都送外地，孩子一个人在家谁管？刚开始肖云飞不同意，后来又说，父母是右派，儿子肯定也是右派，正好顶个数。”

    坐在旁边椅子上的押送员说：“你们学校上报的是四个人，三男一女，也没写年龄。我们到了才发现有个孩子，不想带，肖主任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爹娘是右派，儿子肯定是右派。他们当右派报的，我们要是不带人数不够。”

    “哇——”一声嘶哑的哭叫声把柯昕荣吓了一跳，她循声望去，是车厢右后角一个女人在哭。旁边一个四十多岁，老师模样的中年妇女看见柯昕荣迷惑不解的样子，长长叹了口气，说：“她和我一个学校，师大附中的，叫陈阿娣。她是上海人，和她爱人响应号召一起来这里支教，在学校教语文，是一二班的班主任。运动刚开始时，教务处给他们班出了一道选答题，就三个字：‘党天下’，同意的划＋号，不同意的划–号。没有提示，没有前提，孤零零三个字，别说学生，就连她也不懂。心中想，现在国民党被打跑了，这里不就是党的天下吗？在她的提示下，学生们全划了＋号。结果这个班35个学生连同她全被划成了右派。后来把学生改成微右，把她改成中右。其实都一样，学生开除学籍，交街道办事处管制，她就被遣送了。”

    “就她一个人，她爱人呢？”柯昕荣轻声问。

    那位老师的脸上瞬间布满痛苦的神色，慢慢地说：“就为这事她爱人找到师大反右办，说出这样的题要学生选答，是欺骗、是陷害。反右办的人说，这是一个大右派向党进攻的关键词，同意的就是右派。她爱人问，是哪个大右派？这话是在什么前提下说的？反右办的人说，这是上头布置的，他也不知道。她爱人立即说，你管运动的连你都不知道，学生们怎么会知道？他们想这是咱党打下的天下，理所当然是咱党的天下，哪儿错了？就因为这句话，她爱人也被划成了右派，前一批就已经遣送了，当时是要把她和她爱人一同遣送的，因为她那时候还怀着孕，学校领导向区反右办反映、求情，才同意等她生了孩子再遣送。这不，孩子刚满月，正赶上这一批。可能是看到刚才你们在说你们孩子，就想到了她的孩子……”那老师说不下去了。

    “她的孩子现在在哪儿？”柯昕荣紧张地问。

    “发电报让她上海的妈妈接走了。”那个老师抬手擦了一下眼角说。

    柯昕荣听着，心像刀绞一样疼，她站起身来到陈阿娣跟前，心疼而又无奈地说：“妹子，想开点，事情总会好起来的。”

    陈阿娣猛地抬起头，凌乱的头发全蒙在脸上，泪水顺着头发丝往下滴。她抬起手，把头发拨向两边，露出那张布满痛苦的脸，用嘶哑的、近乎吼叫的声音说：“怎么好起来？从哪好起来？我爱人被发配到哪儿？连一点音讯都没有，孩子刚满月正在喂奶丢在了上海，我这是往哪儿送？还能不能活着回来？这还是个家吗？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突然转过身，伸出双手死死抓住车厢板的上沿，纵身就要往外跳。

    柯昕荣顿时大惊失色，两只胳膊紧紧抱住陈阿娣的身子，随后缓过一只手，去使劲掰陈阿娣抓车厢板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