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怡说：宵行者能无为奸，而不能令狗无吠也。用小人对付君子，用流痞缠扰闺秀，用盲氓羞辱文士，此中大有深意，你听懂了吗？

    方毓和说：人可以恪守自律，却不能阻止疯狗对自己的狂吠。譬如你读《论语》，就会觉得孔子讲的道理，很简单呀，就是迄今也实现不了。

    王静怡说：作为一种思想，让你知道世上有“好事”和“坏事”，有“君子”和“小人”，有“害人”和“帮人”，等等种种区别，但作为一个理想，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先贤们关心的问题，不仅没能得到解决，甚至危机更迫切。即使现状还是老模样，并非文士学者知道之后就能改变，几千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靠你们说两句话就能解决了？

    方毓和说：事写在书本上，人活在人世间，书本上记着的事，以前和现在，也存在，也在做。其实也无所谓，它改变了一部分人，将享特权提升为尽义务，从索取到付出，让他们做好人，学帮人，肝胆相照，团结互助，同时也让坏人做坏事，不再那么心安理得，害人会遭到阻止，或得到惩罚。行善和作恶，到头终有报，出来犯混，总是要还的！

    王静怡说：流失海外文物，怎样回归，买回来？要回来？抢回来？

    方毓和说：拍卖是文物艺术品流通的主要渠道。解开这三尺冰冻，也非一日之暖，还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需要多种手段并用，决不放弃利用任何手段和机会。

    王静怡说：事无定势，水无固态，变化无穷，一切无定数，慢慢来，不要急，急啥呢。八年抗日，中国人都打赢了。

    方毓和一笑：多留几件多好，但再想一想，留又能怎样？我能活多少年，还能享受多少年？对自己说，不要回头想了，还是向前看。况且无价之宝都是身外之物，所有收藏品都是“暂得”而已。

    王静怡说：熊瞎子，扳玉米，扳一个，扔一个，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

    方毓和说：佛讲顿悟之因果，觉醒之相照。他们用残暴手段，威逼胁迫人家在他们面前跪下，只不过反映出他们是昧心，背德，有违法的害怕，有慌乱的掩盖，不要崇拜，不要尊敬，只要恐惧，只要屈从。

    王静怡说：最佳关系，当然不是畏畏缩缩的屈从，唯唯诺诺的驯从，战战兢兢的顺从，没了人的自然自在，活跃灵动，等同于把人迫害成了一堆木头，一群宠物，一屋玩具。

    方毓和说：佛渡有缘人，不昧点化，宣扬用成全换来感激，用帮助赢得喜欢，热爱之，维护之，才有壮大的希望。

    方毓和出生在香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北京念书。在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育英学校读小学，与刘少奇、任弼时的子女先后是同学；中学考到北京八中，与陈毅的儿子是同学。1965年中学毕业，就直接被分配到155中教书，吴中冠的大儿子是他的同事。

    上世纪70年代初，回到香港。那时北京老字号荣宝斋，只卖水墨画。只是画店，还不算是画廊，采取了“以物换物”的方式进行交易。齐白石，傅抱石、娄师白、李苦惮、启功、王雪涛等老先生们拿画搁店里，他们就给先生点儿纸、笔。画作就放在店里卖，慢慢才给钱。吴中冠他们在那儿卖，给一刀宣纸，给点儿笔、墨，都是70年代的事了，都是那个状况。到后来给钱，给稿费了，都很便宜，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老先生们的画都到他们手里了，集古斋早期也是以这个形式操作。卖油画？有，王府井有一间，北京画店。可是那时，只是卖给游客的纪念品而已。

    王静怡问：游客纪念品又是怎么一跃而起，登上拍卖的大雅之堂？

    1987年，香港艺术中心为吴老举办艺术回顾展，收藏家、艺评家、传媒俱是击节赞赏。一片好评下，大家对吴老的画作很是渴求。回顾展的空前成功，令代理吴老画作的方毓和有信心一展拳脚，于1989年和画廊“万玉堂”合作，举办“吴中冠-万紫千红”销售展，卖个满堂红。时势造英雄，识时务为俊杰，同年，方毓和带着吴中冠的油画，推开了拍卖行的大门。

    那时香港拍卖，是佳士得和苏富比的天下。他带着吴中冠的油画到其中一间叩门，对方不接受。于是又跑到另一间，回复说“吴中冠的水墨画卖得不错，可以尝试不归类画种，改以画家分类”。他拿了一张很小的吴老画作《庭院小景》上拍。这是第一幅透过拍卖售出的中国油画，如此小的尺幅，当年卖了几十万，惊人啊！当时还有一位西方藏家，拿出了一幅吴中冠的黄山油画，所以那场拍卖一共有两幅中国油画。

    那次拍卖以前，两大拍卖行只有一本中国画图录-水墨。那次拍卖以后，图录由一变二-一本水墨，一本油画。

    香港第一代画廊，几乎都是上世纪80年代开办，最早的本地画廊有汉雅轩，艺倡画廊，万玉堂，并且都以国外的经营模式为主，从根本上说画廊的概念，就是外国产物，画廊是有代理画家，有合同、契约以及一系列的推广，都是外国人带过来的模式。当时还没有兰桂坊，外国人很爱聚会。一有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