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的经济早已腾飞，诞生了一批有闲有钱的收藏家，追求琴棋书画、收藏古董品玩，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收藏市场爆发出非常巨大的需求。与此同时，香港的需求辐射到了台湾、东南亚以及欧美，海外亦有喜好收藏、热爱投资中国艺术品的同胞，但由于政治原因，无法直接在大陆采办藏品。

    于是大家把目光投向了香港。

    此时大陆的情况是百业待兴，内地的国营文物商店要卖文物完成经济指标，但国内缺乏必要的经济购买力，只能向海外寻找收藏转卖方向，还没有回归的香港就是最佳的出路。

    香港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由贸易和税收政策，及政治、经济、地缘位置等因素，文物得以集聚、交易、收藏和投资，便成了最大的文物艺术品的中转地。

    明式家具自然也在其列。从数量到品质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1985年、1989年，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先后在香港出版，掀起了明式家具的收藏高潮，不论是收藏人数还是交易数量，皆达历来之最。

    伴随而来的，家具的走私也便更加厉害了。二道贩子们用王世襄先生的书，按图索骥，在国内搜集明式家具精品，再倒卖给前来淘宝的家具商人。明式家具收藏的高峰，同时也是明式家具的精品走私高峰，不得不让世人喟叹，后人唏嘘。

    家具体积庞大，以最常见的官帽椅、太师椅、玫瑰椅、圈椅、躺椅、或是八仙桌、罗汉床而论，也比大件的瓷器大很多。体积变大，就不得不考虑运输的问题。恰巧的是家具偏偏还都是榫卯结构，可以拆卸组合。古代的能够匠无论如何聪慧，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用集体智慧创造的榫卯精巧的结构，给文物的倒运者提供了便利。于是乎，商贩们从大陆购得古旧家具，为了节省运输成本，同时也为了避人耳目，就将每件家具都拆卸，变成一根大边、一根枨子，再用麻绳和麻布捆扎好后，装箱运到香港。

    在拆装的家具零件，运输到香港以后，还不等重新组装，就有古董商前来挑选。方毓和能够在一堆古家具散装材料中，逐一寻找到原件，再组装为一件完整的家具，这是需要一定本事的，并非一般古董商或收藏家所能为之。商贩、洋买办、经纪人、古董商便聘他验收货物，并代为组装。当时条件下，只有行家与专家才能在市场上，从第一手渠道，挑选到上品的明式家具，方府摆设的红木家具，包括黄花梨万历柜，黄花梨竹节圈椅，就是他以货物抵换工薪的杰作。

    西方收藏家是黄花梨明式家具的最早追捧者，他们自以为读懂了这种造型简约的东方审美，对中国家具的态度不仅仅是收藏，同时附带着日常实用的观点，更珍爱带有“鬼脸”的材质。在原产地作为日常陈设，并使用过的家具，不仅古，有老坏，有残缺，有磕碰，还旧，有污垢，有黑渍，这种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家具，显然不符合西方收藏家的展览要求，只有将原来红黑紫绿，颜色斑驳的岁月痕迹（作为古董标志的皮壳与包浆）褪去，才能在现代家居环境中协调融洽。

    当古旧家具运到香港以后，在原始面貌下，黄花梨、紫檀、鸡翅木、铁力木等，木材特殊的纹理都是看不清晰的。西方收藏家自然会要求全面清除，家具商便对这层原始皮壳进行清洗打磨，然后“烫蜡保存”。这样一来，被原始皮壳掩盖的木纹又清晰可辨，原本看上去陈旧的家具也会焕然一新。

    三十年过去，待到中国人意识到明清古董家具是珍贵文物时，似乎已经有些迟了，因为中国珍贵的明式家具，已经被外国人抢先收藏了。待到中国人有钱了，洋商贩再运用拍卖会的炒作模式，哄抬物价，让中国人花大价钱，把中国人的老祖宗遗传下来的古董文物，再买回去，还洋洋洋得意于“物归原主”的精巧操作。

    方毓和也曾预测，现存明清家具的70%都在海外。他眼睁睁看着它们流散海外，却无能为力。

    近百年，盗墓，骗取，走私，发国难财，几千年来从未有过，家国情怀、民族精神、伦理道德、文化良知、匹夫之责，在不法商贩，无良洋买办心里，早已经飞灰湮灭。

    在利润面前，文化不值一提，在走私商面前，文人不堪一击。无意中撞见，只能当作没看见，碰巧听见，只能佯装没听见，必须装聋作哑，危急时候甚至装疯卖傻，才能狼嘴脱身，苟且偷安。真的是个可怜人，可怜到让人心疼。自身难保，还替国家着想，为文物焦虑。手无缚鸡之力，怎么反对，手无寸铁之威，如何提醒，和一帮打手拼命打一架，然后被人家打断双腿吗？恐吓威逼之下，无论你多么才华盖世，到了我这里就三缄其口，就闭气禁声、俯首称臣，憋死都谅你不敢放一个响屁，就乖乖当活死人吧，就甘心做木头人呗。

    倘若不是方毓和身份特殊，投鼠忌器，有所顾忌，恐怕早已横尸街头吧。

    方毓和说：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身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你怎么看？毋须问值不值得！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