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法上已经将一些具体的寻衅滋事行为予以类型化的规定，在 

    具体的解释适用过程中，对于客观行为要件的认定不能超出立法上的文义范围，例如，除了具体的行为 

    方式外，对“随意”这一语词的解释认定应当有所体现，如果针对特定对象的事出有因的殴打就难以被认 

    定为属于寻衅滋事罪中的殴打行为。www.feiyange.com三是对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素予以限定，进而达到限缩构成要件解 

    释的目的。例如，对于寻衅滋事罪在主观层面的流氓动机认定，如果行为人在实施了相应寻衅滋事行为 

    的基础上并不具有流氓动机，也难以被认定为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寻衅滋事罪的流氓动机从历史解释 

    的角度来看也是符合逻辑的，“1997 年《刑法》将流氓罪分解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 

    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淫乱罪等罪名” 

    [8]。寻衅滋事罪的主观层面也因此是需要区分并予以类型 

    化的重要因素。此外，《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 条也将这样一种流 

    氓动机定义为“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对此也有观点认为，“流氓动 

    机作为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违法要素具有对本罪构成要件的限缩功能，对于寻衅滋事罪的正确认定具有重 

    要意义” 

    [2]273。于是，可以通过客观要素基础上的主观要素解释来达到对寻衅滋事罪成立范围的合理限定。 

    （二）现有刑法解释方案的理论价值与不足之处 

    在解释论层面对法益的内容予以界定、对该罪的客观行为要件与主观要件进行出于限制处罚范围的 

    目的解释是目前对寻衅滋事罪予以司法限缩适用的主要方向，其具有相应的合理性。一方面，出于法益 

    的解释论机能，对法益的不同界定的确会对刑法解释的方向与限度产生影响。将对寻衅滋事罪予以限缩 

    的任务赋予该罪的法益内容界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法益具有指引刑法解释的作用，通过对法益内容予 

    以具体界定，可以发挥法益在解释过程中的限缩适用与出罪功能。当寻衅滋事罪的法益被界定为社会秩 

    序，但其规定的几种客观行为又会对个人法益造成侵害时，此时出于刑法的体系性以及法益保护的完整 

    性，就会将该罪的法益界定为社会秩序这一主要法益内容以及其他的个体法益内容，如果行为并未造成 

    任何社会秩序的实际混乱或者即使引起一定层面的社会秩序混乱，但并未涉及任何个体法益的侵害或者 

    危险，此时就难以将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另一方面，在法益指导构成要件解释的基础上对该罪的构 

    成要件从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予以解释论上的限制，也是在面对寻衅滋事罪的适用时所必然会采取的解 

    释方案，其重心在于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例如，对“随意”“起哄闹事”以及“公共场所”而存在不同的理 

    解以及作出不同的解释就会直接影响寻衅滋事罪的成立与否。 

    针对寻衅滋事罪在司法适用层面的口袋化问题，在解释论层面的现有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现有的一些解释方案还是会局限于对法益内容的纯粹界定以及集中于对该罪构成要件的刑法解释，其中，将寻 

    衅滋事罪的保护法益界定为社会秩序与其他个体法益的做法基本能够达成一致，只是对于不同法益之间 

    的关系与进一步的解释缺乏相应的理论说明。例如，如果过于强调对秩序法益的保护而忽视权利法益对 

    秩序法益的入罪制约，则会导致寻衅滋事罪的进一步口袋化，因为行政秩序与社会秩序同样是出于社会 

    管理的需要而对其予以有效的维护。“过分强调刑法对秩序的保护，是将刑法作为社会管理法来看待 

    的，会导致刑法适用的活性化与口袋化，引起刑法根本属性的变异，存在推动政策导向型工具刑罚观形 

    成的巨大风险” 

    [9]。而在明确寻衅滋事罪双重法益构造的基础上，将解释的重心全部集中于构成要件要素 

    的解释上，则可能会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状，因为只是从具体的构成要件要素着手，难以解决 

    该罪不断扩张的根本问题。对于构成要件中的一些具体行为方式，诸如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 

    恐吓、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起哄闹事等，不同的解释者存在不同的主观理解与解释 

    倾向，而且对于各种行为方式之间以及与其他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