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攻打许国 第(2/6)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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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叛臣。”

    虽然对伯宗‘通楚’一事没有证据,但郤錡等人已经把伯宗看成了潜伏在晋国内部的楚国利益代言人;正巧,在周简王七年(前579年)五月,晋楚两国达成(第一次)‘弭兵之盟’后,代表晋国处理相关会盟事务、来回奔走于晋、楚两国之间的晋国行人,就是伯宗最要好的大夫栾弗忌。

    而栾弗忌虽然是栾书的同族、栾氏别支,但他与伯宗性格相近、意气相投,在晋国朝堂上也是互为倚助,关系紧密。所以,郤錡想当然的认为——栾弗忌就是伯宗与楚国在私下里交往、谋利、甚至‘卖国’的居中联系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虽然这时候没有这个成语,但意思是一样的),郤氏要处心陷害伯宗,以他们手中的权势来说,是一定能办得到的。

    尤其是——伯宗在晋厉公继位后,还是按照之前侍奉晋景公时的做法,不断向晋厉公谏言,要求晋厉公像先君景公一样,严于律己而勤于治国、做一个不愧对祖先的嗣君。晋厉公虽然不是庸碌、无为的昏君,却也不是什么勤俭、虚心的明君,史书中就多次记载晋厉公‘奢靡、喜侈’的行为。因此,对伯宗的‘唠唠叨叨’,晋厉公可能早就心生厌恶了,也就是看在他是父亲留下的老臣的面子上,晋厉公才没有对伯宗翻脸。

    而伯宗还没感觉到晋厉公对自己的疏远和讨厌,依旧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谏言’,请国君要留意朝政,警惕那些手握大权的侈卿家族。

    此时的晋国朝堂,最大的侈卿家族就是郤氏——除了担任上军将的郤錡、担任新军将的郤犨、担任新军佐的郤至这‘三郤’之外,郤犨的儿子郤毅,郤至的弟弟郤乞也都进入朝堂,担任了军大夫;郤氏眼看就是一家独大的态势了。

    伯宗对郤氏掌握如此多的权力实在看不过眼,又忧心于公室权力将会旁落,于是一片好心地屡次向晋厉公进言,说:

    “郤氏一族权大势强,在朝堂上多有其位,国君为稳定宗庙社稷起见,还是应该稍稍地抑制一下他们的权势和地位;这样对晋国好,对郤氏也好。”

    可晋厉公如今已十分嫌弃伯宗,不但没有接纳他的好心谏议,反而在不经意间,把伯宗对自己说的话统统告诉了三郤(也许就是有意的)。因此,郤氏对伯宗的忌恨和厌恶,又加深了一层。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伯宗后来反对郤氏要求的‘出兵攻楚’计划,‘三郤’对伯宗也是深恶痛绝了;不但阻止郤氏的扩张利益,还在背后偷偷向国君打小报告、抑制郤氏的家族权力,这放在谁身上也不能忍。

    当时,得知父亲屡次向国君进谏、要限制郤氏权势的行为后,伯宗之子伯州犁已经感觉到这样下去一定会有危险,因此几番劝解父亲,要他小心从事、不要和郤氏发生正面冲突,从而为家族带来祸端;但伯宗并不以为意,还是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公议’举动。

    周简王十年(前576年),为了彻底清除伯宗这个让郤氏有不安定隐患的‘政敌’,以郤錡为首的‘三郤’在经过了长期策划后,突然向晋厉公联名上奏,说伯宗勾结栾弗忌,私下交通楚国,有‘通楚’嫌疑;另外,伯宗倚仗老臣身份又多次诽谤卿士(就是三郤自己)、干预朝政、挑唆国君,这些罪状都应该严查。

    晋厉公本来就不怎么待见伯宗,而伯宗平常的表现也确实有些‘飘飘然、心态膨胀’,仗着先君亲信、两朝老臣的身份在自己面前屡次指手画脚,这次给他个教训也好,让他以后收敛低调一些。于是,晋厉公下令,将伯宗关进监牢,并追查他被三郤所指控的那些‘罪状’。

    尽管朝堂上其他卿士大夫们并不认同郤氏所提出的伯宗的‘罪状’,但其他卿士并不愿意为了伯宗而和郤氏翻脸,并且要证明伯宗没有‘通楚’也需要有实际的证据,可现在又没有实证来证明伯宗没有与楚国进行私下交往,这一下,伯宗就不好脱罪了。

    当时,晋厉公并没有置伯宗于死地的想法(三郤倒是有),只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分不清主次、形势的老臣罢了;可事有凑巧,伯宗被下狱论罪之后,他的儿子伯州犁十分害怕,为了家族的安全,于是伯州犁在父亲的好友毕羊的大力帮助下,逃离了晋国,去往外国避难。

    伯州犁弃国逃难,这在当时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其他国家的公室子弟以及贵族成员,一旦在国内有危及人身的危险时,都会逃离母国,前往他国暂避,视以后的情况好坏、再决定是否回国(比如宋国国君宋庄公、晋国先君晋文公、卫国大夫孙林父等)。

    可坏就坏在伯州犁前往避难的国家,不是其他晋国盟友诸侯,而是——楚国!这就更加说不清楚了。

    于是,‘三郤’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又向晋厉公上奏,说伯宗让自己的儿子逃到楚国去了,这明显时他们家与楚国暗中勾结已久,‘投楚、通敌’之罪,伯宗是证据确凿了。

    晋厉公也没想到最后居然弄出了这么个场面,同时对伯宗父子的认知也连带着恶劣起来;因此,怒气迸发的晋厉公便带三郤前往关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