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扣押、使者被诛杀，这就是楚国和晋国开战的借口）；因此，楚国就准备出兵干涉、和晋国再打一架。但楚共王为人比较‘憨厚’（或者说迂腐），不想因为自己的‘偷偷挖墙脚’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做法，和晋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那样的话，楚国所自我标榜的‘大国风度’可就被公开打脸了。

    于是，周简王四年（前582年）年底，楚共王楚国命令尹子重率军出征，先后入侵了晋国的盟友陈国、莒国，以此警告、威胁晋国，让郑成公得以被释放（至于这么做有没有效果、郑成公会不会被释放，楚共王可就不管了，反正‘援郑’的态度已经表现出来了）。

    就在楚军伐陈、莒两国之时，晋景公在某次视察国都新田的储存军需物资的官仓（军府）中，无意中与关押在此的楚国‘郧公’钟仪相遇，由此引出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两年之前、也就是周简王二年（前584年），楚国在出兵伐郑时（那时郑国刚刚归附于晋国，所以楚国要伐郑），被郑国大夫共仲和侯羽率军击败，而在汜地为全军后卫、掩护全军撤退的的楚军将领、‘郧公’钟仪也被郑军俘获，然后被当做了‘战利品’，由郑成公进献给了率军前来救郑的盟主晋景公；而之后晋军在撤军时，也将钟仪一并带回了国都新田，并囚禁在军府的仓库内，至此已经当了整整两年的‘晋囚’。

    在遇见钟仪、并与他进行交谈中，晋景公十分欣赏他的风度和学识，因此谈话过程很愉快；而此时的晋景公，已经有意与楚国缓和关系了。

    于是，在和钟仪结束谈话之后，晋景公便召见了上军将士燮，并把自己和钟仪的对话转告给了士燮，想听听士燮对此事的看法。

    听完国君的转述之后，士燮也很是赞扬钟仪的风度，说他是个有品德的高尚君子，还劝晋景公就此将他释放回楚国，让他作为两国间的使者，来促成晋楚之间的缓和重新开展友好交往。

    晋景公听从了士燮的建议，不久后便释放了钟仪，让他返回楚国，充当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和议谈判使者。

    钟仪返回楚国之后，向楚共王原原本本地奏报了晋景公有意与楚国缓和关系、相互之间休兵的愿望；楚共王求之不得，因此委派楚太宰子商（公子辰）前往晋国，响应晋景公的休兵建议。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六月，诸侯霸主、晋国国君晋景公去世（具体去世过程，以后再详细介绍），晋太子州蒲继位，即晋国第二十七任晋侯——晋厉公；晋国的历史进程进入到了新的一章。

    晋景公在位时，非常重用和信任为自己出谋划策、屡献妙计的大夫伯宗；而得到国君重用的伯宗也将自己的才华和智慧毫无保留地全部贡献出来，为晋国、为晋景公谏言忠谋、排忧解难。

    现在，欣赏伯宗的晋景公突然去世了，晋太子州蒲在首席执政卿士——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和次卿、中军佐荀庚（中行庚）的拥戴下，顺利地继承了晋国国君之位，晋国有了新的国君，之前在朝堂上风光无限的伯宗，可就没有那么‘意气风发’了。

    新君晋厉公和伯宗并没有多少私人交情，也就是普通的君臣关系而已；因此晋厉公继位后，老臣伯宗在晋国朝堂上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和冷落；但此时的晋厉公，以及其他侈卿家族的关注重点还在外部的强敌——秦国、楚国身上，对于一个半过气的老臣（伯宗），说实话晋厉公和侈卿们还真没有多少在意、重视的态度。

    一般情况下，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伯宗就应该识相知趣，自己主动告老算了（或者收敛锋芒、低调做人）；但伯宗过去的仕途实在是太顺利、平坦了，心中的这个‘自得、自傲’之气还是没能及时转过弯来；晋厉公继位后的伯宗，管不住自己那张‘伶牙俐齿’的嘴，在物是人非的朝堂上依旧凭借着自己引以为傲的‘眼界、见识’，不断地对晋国诸多的内政外交军事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又不识君臣等级身份，对新君晋厉公多次进谏劝告，让他着重注意某些‘位高权重’的侈卿家族（就是在暗郤氏家族）。

    这么不知道低调、收敛的做法和态度，让晋厉公越来越讨厌伯宗；最后，伯宗终于因此倒了大霉，连带着命都丢掉了，其家族也从晋国的朝堂上消失不见（还好，他儿子流亡出外，换了一个地方继续出仕，并给晋国造成了莫大的麻烦）。

    而让伯宗倒霉丧命的直接原因，就是晋国目前的盟友郑国在没得到盟主的同意下悍然出兵伐许、因此引起了南方霸主楚国的干涉，楚共王出兵伐郑；之后，晋国朝堂上君臣商议、争论是否马上出兵援郑时，参会的伯宗故态萌发，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惹得晋厉公和其他卿士怒火冲天。

    另外，在此前后的时间内，伯宗还有意无意地再三劝告晋厉公，要国君小心提防手握大权的同族（也就是郤氏），结果对伯宗心怀不满的晋厉公却将这些话故意在私下告诉了郤氏；‘三郤’在恼怒愤恨之下，出面诬陷伯宗有‘通楚’嫌疑，外加藐视国君、诽谤朝政、诋毁重臣。

    最终，伯宗被晋厉公联手‘三郤’给逮捕下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