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是夏侯惠要拿到切实可杀人的根据。

    

    如果实在没有根据，也要让曹叡看到清查出来的成果，正是他所期待的。

    

    君王一怒，血流漂橹。

    

    在一言九鼎的权威面前，只要给出可裨益社稷的成果，曹叡就不会在意有无证据、是否有滥杀无辜之嫌；公卿百官更无法质疑对与错。

    

    杨阜的失败，不是他能力不行，而是他没有杀人权。

    

    试问，若在当时，洛阳典农部以“出产之寡，因战事频繁水利荒废之故；士家之寡，源于陛下兴修殿宇累死之故”为由搪塞罪责时，杨阜直接以“毁谤天子声誉”之罪将典农中郎将当场杀了，清查士家的事情还会推行不下去吗

    

    以杨阜刚直之名，且让曹叡看到了可丰盈国库与士家户籍增多的实在利益，朝臣即使有心阻止，又怎么说的动曹叡的心意呢

    

    “非常事，需非常之举。”

    

    丁谧给出建议后，乃是这样总结的，“稚权既受天子之事，不可拘泥于常也。不然，必反受其咎也！”

    

    对此，夏侯惠深以为然。

    

    不止于他本就有同样的心思，更因为早在丁谧给予建议之前，傅嘏就趁着他沐休时到府面谈过。

    

    就在他夜宿兵营考察中军将佐时，傅嘏与虞松私下数次坐谈了。

    

    与先前不同，已然接受举荐、将未来仕途绑在夏侯惠身上的虞松，还针对先前第一次谋面时提及的事情，一一给予了建议。

    

    关乎士家清查之事上，他也很隐晦的指出要害，“非杀伐果断，不可成事。夏侯护军见信于陛下，毋庸理会其他。”

    

    说白了，就是建议夏侯惠行事更“鲁莽”点。

    

    “我意与叔茂同。”

    

    而转述罢了的傅嘏，建议则是直白得多，“天子即位十数年矣，稚权但可施为。不见此些年，纵使公卿百官多有劝谏，然洛阳与许昌殿宇犹兴修无数邪”

    

    先有虞松、傅嘏，后有丁谧，皆意见同，自然让夏侯惠不再有他念。

    

    所以，他现今闭目养神自作思量，是在考虑如何拉上卫臻，说服天子曹叡授予权柄。

    

    因为洛阳典农部直接、间接牵扯到的人，现今官职与身份都挺特殊的。

    

    初，武帝曹操首创典农中郎将，官阶为二千石，与郡守同级，归属大司农管辖。陆续设有典农官的屯田区计有许昌、河东、弘农、河内、野王、汲郡、原武、颍川、襄城、魏郡、邺、洛阳、宜阳、雎阳、南阳、长安、列人、巨鹿、蕲春、上党、荥阳、小平、曲沃等处。

    

    其中，最早设置的洛阳，因饱受战火摧残在当时（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很残破。

    

    如献帝东归洛阳时，君臣皆饥困，尚书郎以下亲自外出采稆（野生谷），有的饿死在墙壁间。

    

    因此初设的洛阳典农部，所聚拢的士家很少，几乎就是个空架子。

    

    一直到曹操督兵留驻在洛阳、兴修建始殿的时候，仍是人烟荒芜、荆棘丛生。后来，曹丕代汉定都洛阳时，以京畿荒芜为由，从冀州迁徙了五万户士家入洛阳，虽然沿途冻死与至洛阳后饿毙无数，但还是让洛阳典农部真正名副其实了。

    

    自曹丕迁徙士家那时伊始，历任洛阳典农中郎将者，依次有四人。

    

    乃是王昶、许据、毌丘俭与令狐愚。

    

    王昶，太原人，是曹丕潜邸故旧，现职兖州刺史、加扬烈将军、关内侯。在去岁曹叡下诏朝臣推荐才能之士时（限一人），太尉司马懿举荐的人就是他。

    

    许据（许允之父），河间高阳人，冀州名士，已故。

    

    河东闻喜人毌丘俭，曹叡的潜邸之臣，现职度辽将军、持节领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

    

    太原人令狐愚，本名浚，是现扬州刺史王凌的外甥。年少有名，在魏国建立之前就历任多职了。但在曹丕执政期间，出任和戎护军的他，不分缘由要问罪出塞力战有功的田豫，被曹丕下狱并诏曰“浚何愚”。后遇赦贷出，更名为“愚”复起，数次转职后，是现任洛阳典农中郎将。

    

    可以说，先后出任洛阳典农中郎将之人，要么在朝中关系匪浅、要么在士林名声很高，皆不是能轻易问责的。

    

    也难怪刚直如杨阜都铩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