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哈赤父祖之死，责任人是尼堪外兰，努尔哈赤本人应该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十三幅甲起兵，一开始就是打尼堪外兰，很久以后，羽翼丰满后才搞出了“七大恨”，而且后面的六恨，多半是与叶赫部在明朝争风吃醋之事，如果这第一恨真的站得住脚，用得着这后面这不相干的争风吃醋之事吗。

    &ep;&ep;但官修《明史》是康熙朝，而大规模删改古，则是乾隆朝，乾隆朝在大规模删改毁禁古时，还禁了其父的《大义觉迷录》，也可见同样是兴字狱，乾隆与雍正的区别。乾隆狡猾，而雍正自大。

    &ep;&ep;至于康熙朝，则在乾隆雍正之间，而多了份老谋深算。康熙朝的官修《明史》，直接编造删改应该不多，而有条件的选择材料，却大有可能。这样修出来的《明史》，材料基本应该没有差错，但却有可能象雍正的《大义觉迷录》，材料可信，结果却明显有利于自己。

    &ep;&ep;所以官修《明史》，提到明朝版图，仍然是“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而不是后世清粉说的，只有三百万平方公里，“这也是我大清的嫁妆，那也是我大清的嫁妆！”，满嘴胡言！

    &ep;&ep;明朝仍然是政统与道统分离的政治，虽然废相，但封驳权还在大臣手里，社会言论更控制在大臣手里，读人奴化较少。纵观明朝一朝，大臣对抗皇帝者多，谄媚皇帝者少。到了晚明，骂皇帝更几乎成了一种时尚，动不动就一个贴子，指出皇帝几大罪状。

    &ep;&ep;在朝堂之，争着拍皇帝马屁的事情，在明朝很难找到，即使有一两个想这么做，也会被别人劾，说他“媚邀宠”，“巧言令色”，“小人”。他们这么做，也未必都是因为道德高尚，不过风气使然，如其献媚皇帝领那点可怜的薪水，还不如和其他大臣搞好关系，有个好名声。

    &ep;&ep;实际，崇祯朝提出太子南渡的大臣后来殉国了，那些骂别人小人的正人君子们却纷纷迎降。风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嘉靖朝大礼仪时，两个支持皇帝的大臣，就差点被群臣在左顺门打死，后来群臣要求皇帝杀了这两个“媚邀宠”的大臣，哭声震天，劝说不止，最后引来了廷杖。当然最后是两败俱伤，大臣伤了屁股，而皇帝的“昏君”帽子，在历史是跑不掉了，而且也没有达成愿望。后来的万历有鉴于此，想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做太子而不可得，干脆罢工。

    &ep;&ep;朝如此，民间呢，也差不多，明间谤议朝政，作月旦之评，多半也是赞扬大臣风骨，对于皇帝加以攻击。朱元璋朝的方孝儒已经在说，“如使立君而益于民，则于君也何取哉！”，最后竟发展到“非君”，“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离散天下之女子，供我一人之淫乐”。

    &ep;&ep;在这种大背景下，在掌握着修史权的知识分子笔下，明朝的史料是什么样子，也就可想而知了。明朝的几个明君，差不多都是很“听大臣话”的皇帝。连开国皇帝朱重八，在人笔下，也好不到哪里去。

    &ep;&ep;所以清代官修《明史》，又何必编造，又何必造谣，只须将这些史料撮其精，取其要，即可。并键更关键的一点是，清初参与参撰明史的几乎都是明代降臣，东林党人，顺治元年主持修《明史》的就是那位提出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冯铨！如此人物所修的史料，真实性可见一般。

    &ep;&ep;康熙是知道自己的制度，承明祖之惠甚多，所以说“治隆唐宋”，他也知道，自己的版图，如果没有成祖，自己现在也难于一一打过来，所以有“幅员之广，远迈汉唐”。但既然明朝的史料，对这些皇帝就没几句好话，他作为清朝的皇帝，自然没有意愿也没有义务去正本清源，更不会去考证那些骂皇帝的话，哪些是夸大其词，哪些是捕风捉影。从某种意义说，倒有些求之不得呢。

    &ep;&ep;所以这《明史》太假，必须马重修，一刻也不容缓！

    &ep;&ep;世人常说修前朝史乃一朝安定之后才可进行，赵强现在不过是占了一个北京城，却要搞修史这等大工程，说他脑子发热也好，说他太急也好，他却是打定主意要修了。

    &ep;&ep;但修史不是他说修就能修的，得有人帮他修。人从哪来？能道靠眼前这些士子，又或是翰林院的那帮翰林？

    &ep;&ep;他，想这么多干什么，刀在我手，我说要修，能道还真没人替我修不成！

    &ep;&ep;哼哼，不过修之前，我得干一件事情，叫北京城的读人知道，不听话的后果是什么！

    &ep;&ep;赵强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让他自己都不寒而栗的念头，那就是自己是否要效法秦始皇也来一次焚坑儒。

    &ep;&ep;焚坑儒？

    &ep;&ep;福，还是祸？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ep;&ep;福祸不知，但有一事赵强却知道，那就是满清能杀读人，能禁毁百，能防民之口，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