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达了相应的指令。

    在安徽，裘曰修与当地官员讨论后，提出了针对颍州府的治水策略。他主张不仅要疏通宿州境内的睢河，还要拓宽清口的大坝门，以便更好地控制洪水流向。这一策略因其针对性强而得到了朝廷的赞赏。随着各项工程的陆续完成，裘曰修的工作也逐渐显现成效，他因此而被调任户部侍郎，继续在新的岗位上为国家服务。

    四、屡排险情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裘曰修在治水方面取得显着成果后，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高度赞扬，并赐予了表彰的诗篇。然而，面对各省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粮食短缺问题，裘曰修提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虽然天灾发生时应当减免粮食税，但如果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市场上粮食供应紧张，进而被商人囤积。因此，他建议照常征收粮食税，同时加强市场监管，防止商人过度操控市场价格。这一提议被提交给了九卿讨论。

    同年，京城出现了粮食平价销售的情况，但裘曰修观察到，由于价格过低，反而刺激了一些商贩囤积粮食。于是他建议将粮食的价格每石降低一百钱，以打击囤积行为。这一措施实施后，市场上的粮食供应情况有所改善，粮价趋于稳定。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天津发生了一起涉及盐商牛兆泰的案件，而裘曰修与牛兆泰有过交往。此事引起了乾隆帝的关注，导致裘曰修失去了在军机处的职位。尽管如此，裘曰修的才干并未被埋没，他很快被授予了仓场侍郎的职位。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黄河在杨桥决口，造成严重水患。裘曰修被派遣到河南负责救灾工作。他提出了多项措施，包括开设粥厂以救济灾民，并建议提高疏浚河道所需材料的价格，以便更快地推进工程进度。与此同时，朝廷派遣了东阁大学士刘统勋和协办大学士乌雅·兆惠监督黄河治理。裘曰修勘察了下游河流后，提出应当截断部分河流的水流，以减轻黄河的压力，避免再次决口。

    治水工程完成后，朝廷制作了中州治河碑以表彰裘曰修及其同事们的贡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裘曰修的母亲去世，他不得不回家奔丧。在丧期结束后，裘曰修被召回京城，担任吏部侍郎，并监督直隶地区的水利工作。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由于直隶地区频繁遭受洪涝灾害，裘曰修被召回京城，担任吏部侍郎，并负责直隶的水利事务。在治水工作结束后，他请求将生母接到京城奉养。同年，江南河道总督高晋接手治理睢河的工作，裘曰修建议采用蓄水冲刷的方法来降低河床高度，这一建议得到了乾隆帝的采纳。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裘曰修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先后担任户部侍郎、礼部尚书、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要职。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裘曰修的生母去世，他再次回家奔丧。在丁忧期间，他被提前召回京城，重新担任刑部尚书。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裘曰修被派往沧州勘察大运河，并提出了改进方案，旨在通过改变河道走向和调整水闸位置来提高运河的排水效率。他的建议再次被朝廷采纳，并被任命为工部尚书，进入南书房工作。这一年，他还负责了北运河的疏浚工作，继续为国家的水利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五、落叶归根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裘曰修再次被朝廷委以重任，监督疏浚永定河、北运河等重要河流。这次任务对他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因为他深知自己在水利治理方面的专长和经验能够帮助解决这些地区长期存在的水患问题。在执行任务期间，裘曰修深入一线，仔细观察了河流的实际情况，并与当地官员和百姓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在实践中，裘曰修发现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一些地方官员和百姓出于眼前利益考虑，采取了短视的做法，即在洪水退去后立即开垦土地，修建堤坝以保护耕地。这种做法虽然短期内可以增加耕地面积，但从长远来看，却增加了洪水泛滥的风险，一旦洪水再次来临，不仅会摧毁这些新垦的土地，还会威胁到周围的安全。

    基于这一观察，裘曰修上奏朝廷，提出了治理河道的两种基本方法——堵和疏，并指出在实际操作中，“堵”往往不如“疏”更为有效。他建议朝廷下令禁止地方政府和个人私自开垦增高堤坝的行为，认为应该让河水有其自然的去处，而不是一味地限制其流动。这一建议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和支持，皇帝随即下达旨意，严禁私自开垦增高堤坝的行为，以确保河流的自然流向不受干扰。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裘曰修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馆的总裁，负责这部文化巨着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体现了乾隆帝对裘曰修的高度信任和对其学问的认可。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裘曰修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他感到身体不适，向朝廷请求允许他返回家乡休养。

    乾隆帝得知裘曰修患病的消息后，非常关心他的健康状况。他回忆起之前钱陈群也曾因病请求归乡，并考虑到钱陈群年纪较大，因此批准了他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