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苛刻，她和老莫，都丢不起这个人。

    那个时候，人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其他的门路和途径可以搞到钱，唯一可能的就是省。

    这样，大林大头和细妹，他们每个月的固定零花钱，从原来的五毛，降到了三毛。而双林，老莫和桑水珠觉得他还小，用不到钱，本来一个月就只有一毛钱，再降，大概连老莫和桑水珠也觉得不好意思了。

    一个月三毛钱，可以买两张电影票，或者六支奶牛棒冰，八支半赤豆棒冰，十支白糖棒冰，说是白糖棒冰，其实里面没有白糖，就是糖精水。白糖在当时是很珍贵的东西，也要凭票。不要糖票的，只有看上去类似于红糖的，结成一块一块的古巴糖。

    古巴糖的甜度不高，三勺古巴糖冲泡的糖水，最多只能抵一勺红糖，或者半勺白糖。

    零花钱不够，大林大头和细妹，三个人就要自己想办法。家里的牙膏快用完的时候，三双眼睛都紧紧地盯着，谁都想成为最后那一个，这样就可以把牙膏壳藏起来。铝的牙膏壳拿去收购站，可以卖两分钱，铅的可以卖三分。

    其实，他们也不是现在才感觉到没钱，在零花钱还是五毛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觉没钱，好像始终都没有钱，钱总是不够。

    春节的时候，家里面拆猪头，猪头拆完的骨头，总是会被大头抢到，这些猪骨头晒干之后，可以拿去收购站卖钱。

    每次老莫在杀鸡，细妹就蹲在边上候着，有一点点鸡毛掉在脚盆外面，细妹都要捡起来。鸡胗里面的那层壳，细妹第一时间就要抢在手里，就怕被大头抢去。

    鸡毛和鸡胗的壳晒干，都可以拿到收购站去卖钱，也可以等到义乌人，挑着担子，戈丁丁丁戈来的时候，拿鸡毛和他换糖吃。

    睦城的小孩，都把义乌人叫做“戈丁丁丁戈”，他们来的时候，挑着一对箩筐，箩筐是用来装鸡毛的，箩筐的上面有一个扁平的长方形的木头盒子，打开上面的盖子，里面是一整块颜色微黄的麦芽糖。

    他们挑着担子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小锤子，还有一把敲糖用的刀，一边走，一边“戈丁戈丁”敲着手里的锤子和刀子。

    放下担子，小孩子们马上拿着鸡毛围过去，义乌人把鸡毛放在手里掂掂，接着就用锤子和刀，戈戈戈敲下一大块糖，看着拿鸡毛的小孩。

    小孩子不满意，嫌太少，义乌人笑笑，说好好好，再给你一大块，接着戈戈戈，敲下一小块，小孩子这才把鸡毛递给他，拿着糖跑开去。义乌人把鸡毛放进下面的箩筐里。

    睦城一年四季，有很多流动的小贩，根据这些小贩卖的东西，做的生意，大家就知道他们来自哪里。

    鸡毛换糖和摇着拨浪鼓，嘴里喊着“洋针洋线洋袜子，牙刷牙膏牙缸子”，卖小商品的是义乌人；补缸补碗的是永康人；卖霉豆腐的是东阳或者诸暨人。

    最厉害的那个，肩膀上扛着一条板凳，板凳上钉着磨刀石，一边走一边喊着“磨剪子勒，戗菜刀”的，是浦江人。

    为什么说他最厉害，是因为大林和大头他们，学校包场看到吐的样板戏《红灯记》里，那个磨刀人老赵，就是肩上背着一样的板凳，喊的也是一样的词。搞得睦城的小孩一看到浦江来的磨刀人，就肃然起敬，以为他们个个都是地下党。

    大头最喜欢干的事情，是去药店给爷爷买头痛粉。一包头痛粉一分钱，一次买三包，爷爷每次都会给他五分钱，多下来的两分钱，就是奖励给他的跑腿费。有时候，大林也想赚这两分钱，两个人就一起跑去药店，给爷爷买这三包头痛粉。

    老莫看到总是说：“这头痛粉真重，还要你们两个人去抬。”

    头痛粉的包装纸上面，印着一个人用手托着自己的脑袋，表示很头痛，大头看着却一点也不头痛，而是感到很高兴。

    大头最早能记住的药厂名字就是何济公。

    很多年以后，大头自己也经常头痛，去了好几家医院，吃什么药都没有用。他想起何济公的头痛粉，去药店找，还真的让他在一个柜台的角落里找到，药的包装纸上，还是印着一个人用手托着自己的脑袋，表示很头痛，大头一看到，觉得马上就不头痛了。

    头痛粉已经涨到一毛钱一包，还是良心价，名字也改成了阿咖酚散。大头买了一大盒回家，很神奇，不管他是感冒头痛偏头痛还是酒喝多了头痛，一包下去，立竿见影。

    搞得大头后来经常在去赴酒局的路上，喝下两袋头痛粉，似乎对醉酒还挺管用。

    大头看着头痛粉，就会想起爷爷，他想这头痛粉，已经伴着爷爷走完他的一生，直到去世的那天，爷爷还在吃着头痛粉。现在，自己对头痛粉已经有了依赖，它看样子也要陪着自己走完一生。

    想到这个，大头就笑起来，他不知道，这会不会也是家族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