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世界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人，就都大头大头地叫他。等到他能听懂人话，他听到并很快熟悉的一首歌谣就是：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你有雨伞，我有大头。”

    桑水珠生完大头不到一个星期，就去了离镇十里多路，一个叫马埠的地方，那里有一家国营的蚕种场，还有一个村子，有一所三十多名学生的小学。

    说是小学，但其实和托儿所差不多，因为蚕种场一边靠山，一边临水，小孩子要是没人看管，不是跑去山里找不回来，就是下到江里玩水，被淹死。发生过几次这样的事情之后，蚕种场才想着要搞所学校，把职工和附近农民家的小孩，都放到学校里。

    夏天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更不能松懈。所以这所学校，有寒假没有暑假，镇上小学的孩子在满天满地乱跑的时候，他们还要在学校里，读不读书倒无所谓，主要是不让他们出教室乱跑。

    学校小到连名字都没有，三十几个学生坐在一间教室里，坐成六列，从左到右，依次是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上课也是三个年级一起上，老师教完一年级，让他们自己看书抄课文，接着就给二年级上，这样轮换着来。

    只有音乐课的时候无差别，桑水珠举起双手打着拍子，教所有同学学唱同一首歌：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预备，唱”。

    等到四年级，小孩子大了，他们就要每天走路到睦城镇上的小学去上学。

    学校总共只有两位老师，桑水珠自己只是高小毕业，但在当时，已经算是文化人，她在那里教他们语文和音乐。

    还有一位老师姓李，四川人，原来是驻地部队当兵的，骑马从马上摔下来，腿落下残疾，走路一拐一拐的，没办法继续当兵，就转到这学校教算术和政治。

    李老师的丈夫也是军人，当时是连长，后来部队驻地转移，她丈夫跟着部队一起走，剩下她带着一个儿子，留在睦城。

    学校的学生不多，但老师更少，桑水珠在医院生大头，整个学校，就只剩李老师一个人，要教所有的课，嗓子都教哑了。加上天气一有变化，她不仅是受伤的大腿疼，全身都会疼。

    桑水珠生完大头回到家里，躺了三天，管他什么坐月子不坐月子的，起来就住去学校。

    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工作才是第一位的，什么家庭和儿女私情，都必须给工作让位。

    桑水珠去了马埠，大头放给他外婆带，没有奶吃，牛奶想也不用想，每天除了外婆煮饭时，从锅里舀出来的米汤，就没有其他什么可吃。连一颗鸡蛋，也要碰到他生病的时候，外婆才会在煮饭的时候，蒸一小碗鸡蛋羹喂他吃，算是补充营养。

    大头整天饿得头发昏，要吃奶又没得吃，只能以哇哇大哭抗议，外婆就把一个黑陶的茶壶，壶嘴塞到他嘴巴里，他每天吧唧吧唧地吮吸着里面的冷开水。

    冷开水和壶嘴只能让他过个嘴瘾，吃饱是不可能的，大头一天到晚还是感觉饿，离开茶壶的时候，嘴巴依然习惯性地吧唧吧唧着，把两片嘴唇都吧唧厚了。

    桑水珠在学校回不来，老莫莫祖荣厂里很忙，白天要抓革命促生产，晚上还要参加读报学习。

    厂长和尚念经般匆匆念着几篇社论，还没念完，下面的人就已经开始打哈欠。厂长放下报纸，看着老莫说，老莫，来来，你他娘的上来讲讲革命故事。打着瞌睡的大家顿时来了精神，两眼发亮，拍着巴掌。

    老莫上去台上，时而坐着，时而立起，手舞足蹈，用睦城土话，绘声绘色给大家讲起红军长征的故事。老莫从浙江美院肄业回来之后，对画画似乎有些心灰意冷，不是为了要完成厂里镇里的任务，一般很少再去碰画笔。

    但他到底还是艺术青年，那一颗骚动的心仍在澎湃，画不画了，他拿起笔，开始写小说写戏剧，他写的小说，还在杭州的《东海》杂志上发表过，写的表演剧，在《浙江日报》上发表过。

    现在要他讲故事，老莫就开始讲起自己在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写三个红军战士，看着北斗星过草地的故事。下一回再讲，三个就变四个，草地就变成雪山，或者赤水河。他讲故事不用草稿，完全是现场开挂，现编现卖，不过台下的照样听得如痴如醉。

    老莫很忙，他也走不开。

    爷爷莫绍槐看着大头可怜，隔两三天，就去他外婆家里，抱着他，顶着大太阳，走路去马埠，让桑水珠一次喂他吃个饱。

    可桑水珠每天吃着青菜和咸菜，连吃个豆腐都算是改善生活，哪里有什么奶水，大头就是一个星期不来，她也不会胀奶。大头来了，她就连喂带挤，有一滴就多给他挤一滴，挤到感觉自己的身子都挤空为止。

    大头虽然没吃尽兴，但总算是嗅到了奶味，可以吃着吃着就安心睡着。

    爷爷抱着他，还是顶着大太阳，回去睦城镇上。

    一直到大头很大的时候，他努力回想，有时连他自己都惊讶，自己能够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