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她知道，这些都是童教授帮她联系的，争取的。她很努力地工作着。

    

    大学专业的设置，本应是社会资源优化的关键一步，但在现实中，由于大众逐利心理的驱使，却是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学生们纷纷涌向那些看似能带来高薪的专业，一哄而上。而那些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学科却门可罗雀。而且这样的浪潮像陀螺一样地旋转，计算机时髦的时候，大家都去学计算机，等到毕业时，发现这行的从业者暴增，工作很难找，又都开始抱怨，殊不知有多少人才被埋没在这样的”自娱自乐“中。

    

    应该庆幸吗？有不少拿到理工科硕士学位的人，竟然不顾家长、社会的质疑，去当歌手了。不能不说他们是勇者。他们有沉醉的清醒，克制的放浪。

    

    在这样的热潮裹挟下，教授们受着煎熬，有教授生活困窘到，在北大门口摆摊，售卖自己的书。教授们也目睹了学生们的迷茫。他们被家长逼迫，被社会的价值观所左右，也认为只有学习赚钱的专业，才能在未来获得成功。没人会关心他们的兴趣，更不会去呵护他们的天赋。国家急需的专业招不上学生的现象屡见不鲜。但也有有识之士，或者说有为兴趣倾情投入青春的人，北大就有过冷门专业只招到一名学生的案例。

    

    群莉娘在资料室工作了不到一个月，便对图书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这个学科相对冷门，可供参考的资料不多。但在资料室的工作中，群莉娘发现自己对图书的分类、编目和管理有着浓厚的兴趣，一旦投入进去，自己会忘掉一切身边的琐事。她喜欢整理书籍，感觉像在家里收拾屋子一样，每本书都特别亲。每当她为读者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她感到满足很有成就感。她知道有一个专业叫图书馆学，就决定自己学起来。这样，每天下班她就有做不完的事了。

    

    群莉娘开始利用业余时间阅读相关的书籍和文献，参加图书馆学的培训课程。她真的喜欢北大”偷学“的传统，她常常穿着一身工作服去阶梯教室听讲，开始她很紧张。后来她越发自然了，因为她发现：听课的人要不注意力在讲台上的老师，要不就躲在桌下看闲书，没有人注意她。

    

    有的时候，下班了，她也不走，继续坐在资料室里看书。直到闭馆。

    

    有一天中午，她刚要从童教授那里离开。

    

    童教授叫住了她：“桂香，你现在去哪里啊？你下班一般都忙些什么啊？”童教授问。

    

    群莉娘想：自己能回到北大，还能有一份工作应该感谢童教授，但她还不想告诉童教授自己在自修。

    

    “没有什么，就是看看书。”群莉娘竟有些不好意思了。

    

    “童教授，我想什么时候请您吃个饭，要不是您推荐我，我也不能有机会再来北大，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群莉娘说道。

    

    “哪里，我是想跟你说声抱歉，你那边辅导班办得好好地，我却让你回到这里来帮我们整理资料。应该是我请你吃饭才对啊。”童教授说道，边说边把最近一期的《北大人》递给桂香。

    

    群莉娘现在也是每期《北大人》都看。每当看到群莉的文章时，她都会剪下来，贴在一个杂志上。她收集了群莉发表过的许多文章，这还是儿子蒋励不经意中跟她说起的。儿子说当时群莉想在北大上作家班，觉得当作家更适合。但是发表过的文章几乎都没保留，蒋励就拿出了他做的剪报本，寄给姐姐群莉。蒋励说这件事群莉后来不止一次地提起，很感动。

    

    群莉娘想：等再给群莉打电话时，一定问问她，现在还在写小说吗？发表了一定寄给自己，我会帮她留着，谁让她是个马马虎虎的丫头呢。

    

    与此同时，大学也在这股逐利浪潮中迷失了方向。为了迎合市场需求，一些大学盲目开设热门专业，而忽视了教学质量和师资力量的提升。这不仅导致了学生的就业困难，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在这个可悲的现实面前，我们不禁要问：大学专业的设置究竟应该以什么为导向？是市场需求还是社会的长远发展？我们又该如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在选择专业时，不仅仅考虑个人的利益，还能关注到社会的需求？

    

    群莉娘心里琢磨不透的是，吕一鸣的《北大边缘人》还一直在办，邱枫在那上面发了不少文章，那故事写得怪神奇的，有时候都想问问她故事结局是什么。可群莉不在《北大边缘人》上发表文章。说起来，吕一鸣的杂志更有趣些，好像看的人也更多。

    

    群莉娘不知道该不该劝女儿群莉在吕一鸣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但她盼着百年校庆时，能在北大见到女儿群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