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来神抵说。

    《十国春秋》记，五代时，前蜀王衍"被金甲，冠珠帽，持弓矢而行。百姓望之[1]

    ，谓如灌口袄神"。唐末五代时灌口便有被甲持弓的神像，就是由这条史料获知的。《蜀梼杌》卷上有云:"(乾德)二年，八月，(王)衍北巡，以宰相王锴判六军诸卫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绝。衍戎装，被金甲，珠帽、锦袖，执弓、挟矢。百姓望之，谓如''''灌口神''''。"《十国春秋》中所载蜀王巡行象与《蜀梼杌》略同，而多一"祅"字，故"灌口神"疑为祆神。《说文新附》释"祆"，称:"祆，胡神也。从示，夭声。火千切。"有人考证此"袄神"即波斯的拜火教神祗，而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确有火崇拜，故推测二郎神之原型应是隋唐时从西域传进中国的波斯神灵，其后才逐渐本土化。黎国韬认为二郎神原型为祆教风神维施帕卡，元明清以来小说、戏曲中二郎神之形象:三眼，手持三尖两刃枪，牵一哮天犬，可以变化成三头六臂，此形象与祆教维施帕卡神(veshparkar神)形象正相一致--维施帕卡为祆教大神已经姜伯勤先生考定，其象三头六臂，身披甲装，手执山型叉，臂上画有尖齿犬头。与文学描写中二郎神形象极为相似，这是祆神与灌口二郎神有关之一证。维施帕卡神尚有另一形态变化，见于和田出土之木板画中，学者亦比定为维施帕卡神。该神象身披甲装，冠帽骑马，执弓挟矢，与《蜀梼杌》中蜀王巡行之象极类似。二郎神与祆神有关还有另一证据:祠二郎之俗与祠祆神之俗也颇为相似。《独醒杂志》卷五云:"有方外士为言，蜀道永康军城外崇德庙乃祠李冰父子也。(中略)每岁用羊至四万余，凡买羊以祭，偶产羔者亦不敢留。永康籍羊税以充郡计。江乡人今亦祠之，号曰灌口二郎。每祭但烹一膻，不设他物，盖自是也。"祭必用羊，且用大量之羊，与祠祆神之用羊亦相近。

    根据《祆教史》记载，祆教术语中有nirangi/nirang一词，意为"法术、作法、奇迹"，后来转义为在举行礼拜仪式时的用语，在敦煌的驱傩仪式中常见的"儿郎伟"可能即源于此，"二郎"的唐音亦颇近于nirang，而来源于祆教的"二郎神"又是以"乞灵者辄应"即相当灵验而闻名的，那么其因此获得汉化谐音的名称"二郎"未必不失为一种可能，加上这一称呼正与蜀中固有神灵灌口二郎的名称相谐音，故后世遂将其人、名、事皆混合为一体了。

    张政烺则认为它是进口的:印度神祗中有个毗沙门天王，也称北方天王。天王的第二子名独健，常领天兵护其国界。佛经中有传说，唐朝天宝元年(742)，大石、康居等五国围攻安西(今新疆库车县)，安西向朝廷告急。安西路远，救兵难到，唐玄宗派高僧不空请毗沙门天王发神兵救援，带兵出征者即天王二子独健，他用体硕如猬的金毛鼠将五国联军的弩弦器械全部咬坏，迫使五国退兵。其后玄宗便命天下州府都设坛供养天王及其部从形象，独健二郎神的广泛传播当在此时。常要经过改造，以二郎为赵昱或杨戬，便是土洋结合式的改造结果，但从元明杂剧中所演二郎神之事迹看，并未消除其原是毗沙门天王之子的痕迹(《封神演义漫谈》，《世界宗教研究》1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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