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十五支步枪和一支匣子枪可用，僧多粥少。

    和镇长张启己商量后，于昭湘在镇公所门前贴出了一张告示。告示中要求本镇之内凡是私藏枪支弹药的一律把它们作价卖给联防队，价格绝对公道，如有藏匿不卖者，本联防队将不再有保护其安全的义务。

    凤鸣镇不少人家有枪支弹药，但是告示贴出好几天了，竟然没有一户人家来联防队联系买卖。于昭湘没有法子，只好收集了几十支土枪暂充武器。

    十月份，平原县鳌头镇鳌头村发生了一件大事。共产党员袁文才、袁文礼率先举行起义，起义部队命名为海右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

    自从商志英被枪决以来，平原县的**活动进入最为寒冷的时候。鳌头镇的起义就像一个火种，重新引燃了蛰伏了好几年的地下党员的热情。

    虽然起义的队伍人不满百、枪不过十，但是当年商志英领导赤卫队的时候，给革命留下了无数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最为宝贵的财富。

    在起义后第三天夜里，一支四十人的队伍悄悄越过龙吟河和凤鸣岭来到凤鸣镇凤凰寨村，把凤凰寨村最大的地主黄庆和家的两支匣子枪、一支马枪强行借去，说是抗日的需要。这支四十人的队伍正是起义队伍的一个排。

    第二天一大早，黄庆和哭哭啼啼地来到联防队，向于昭湘哭诉昨天晚上的遭遇。

    于昭湘二话不说，让他自己去看贴在联防队围墙上的告示。

    黄庆和无言以对，哭着走回家去。

    第三天上，凤鸣镇有不少人家陆续来到联防队把他们珍藏了好多年的枪支以及弹药卖给了联防队。

    联防队一天之内买到了十几只长短枪，花费了一千多大洋。

    第四天上，周围村镇的富户们也零零星星地来到联防队，把枪作价卖给于昭湘。

    在于昭湘贴出告示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河阳县凤鸣镇抗日联防队就有了四十多条长短枪。花费了于昭湘三千多大洋，也不知道他这些钱是哪里来的。

    张启己找到于昭湘，问他这些钱该怎么筹措。

    于昭湘说算了，权当是于家为抗日做贡献吧。

    张启己听了于昭湘的话，口半天没有合上。好家伙，于老三比他老子大方多了，三千大洋没听个响声就没了而眉头不皱！

    日本鬼子还没到海右省，各式各样的抗日队伍就如雨后春笋遍地都是了。只要有七八个人，三两条枪就可以打出抗日的旗号，就可以到小的村子里要钱要粮。如果有二三十个人十几条枪简直就可以称作司令了，真是“司令如牛毛，土匪告团长”。

    这种情况在平原县尤其突出。

    是年十月，活动在跑马山里的李天生队伍被平原县保安团招安，成了保安团的独立连。连长当然是李天生，连付是伊仁伍。

    在河阳县，因为治安情况自古良好，所以到现在为止各方面的武装都控制在县政府手里。

    然而此时县党部和县政府之间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以县长朱玉珂的意思全县的武装力量都应该在县政府的领导之下，党部书记崔同却认为全中国都应该在j首脑的统一领导之下，以j首脑为中心，一切听首脑调度，在下面当然要听命于国民党。

    在这个问题上崔同表现得很倔强，据说他已经拿到了几张复兴社头目之一康泽的委任状，只要在上面填个名字，就可以立即成为少校、中校甚至上校。

    这是个极为诱人的大馅饼，吸引得河阳县一些退役军人、富商巨贾甚至地痞流氓蠢蠢欲动。

    十月份，崔同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海右省第十四区游击队副司令，他派得力助手自己的叔兄弟崔霁清去落霞山扩充队伍，招兵买马。他自己却在河阳城里用自己特有的身份发展特务、组织武装力量。

    不久，一支主要由正毅中学学生、乡农学校学员组成的二百人的队伍就组成了，这支队伍暂时命名为海右军事别动总队第三梯队。

    这样一来，河阳县的县长朱玉珂草鸡了，他不是国民党员，他只是听从海右省首脑的调遣，而海右省首脑不是蒋接时的嫡系，甚至在很多时候是蒋的对头。

    看到崔同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朱玉珂只有生闷气的份。

    朱玉珂窝憋了很长时间之后，去找崔同摊牌了:“崔老弟，老哥我毕竟是河阳县县长，再干个年儿半载就要回家抱孙子去了，你就不能等一等吗？”

    崔同微微一笑，说:“你我二人不能说是莫逆之交吧，也算同朝为官，交往不敢说深，但是一向没有积怨。所做一切都是为抗日救国，除此之外，崔同别无他意。”

    朱玉珂想一想也的确是这样，就拿出十二分的诚心对崔同说道:“我们河阳县一向轻徭薄赋，民风甚正，现在突然多出这么多队伍势必加重乡民负担，我没法向河阳父老解说啊！”

    崔同说:“蒋首脑说了，战端既开，人不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