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认为社会公共秩序这一社会关系本身是一个同类客体，就 

    不能作为个罪的直接客体，而且公共秩序这种客体是非常精 

    神化和抽象化的界定，其内涵和外延宽泛而抽象，不具体不 

    明确，最终还是要还原到具体的个人法益上来。有很多罪名 

    也对公共秩序这一客体进行侵害，公共秩序这一客体的界定能分析出占主导地位的客体，就是用客体也无法对两罪进行 

    区分。 

    第二，因果论。寻衅滋事罪在司法认定过程中，有的专 

    家和学者认为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认定标准应当以犯罪行为是 

    否存在“事出有因”为认定标准。如果在认定过程中，该 

    罪存在“事出有因”情况，就不属于“随意”，不是单纯的 

    寻衅滋事、无事生非，就不能定性为寻衅滋事罪；如果该罪 

    行“事出无因”，就是“随意”，根据犯罪内容和形式，可以 

    将其定性为寻衅滋事罪。但是，笔者认为，实践中对于“事 

    出有因”中“因”的正当性的判断往往因人而异，不同的观 

    念和道德感就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判断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 

    时，不能仅通过是否存在“事出有因”来进行司法判定，而 

    是应该分析事出有因的原因所在，如果事出有因的原因所产 

    生的行为和结果与构成寻衅滋事犯罪有关，在此基础上再根 

    据实际案情判断该罪能否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据实际案情判断该罪能否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第三，主观论。寻衅滋事罪在司法认定过程中，有的专 

    家和学者认为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认定标准应当以犯罪行为人 

    主观意图上是否存在流氓动机并将其作为司法认定标准。但 

    是，所谓流氓动机是个模糊概念，对于何为“流氓”法理上 

    并无一个明确的界定，流氓动机包括所谓“无事生非、逞强 

    好胜、发泄欲望、寻求刺激”等说不清道不明、无具体意义 

    的内容，流氓动机的判断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现行刑 

    法已经没有流氓罪，再将流氓动机作为责任要素并不合适。 

    笔者采用主观动机论进行司法认定是不准确的，司法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