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到好奇，到欢天喜地的语气——“有两只蚂蚁爬到糯米糕上”“他们搬来的支援”“哇，他们要把糯米糕瓜分啦”“哦！另一只蚂蚁大军，他们要打起来啦”“棕色的蚂蚁们抢占先机，夺走了更大的糯米糕”… 

    我记得那时我很反感他，但我没有办法赶走他，他就这样在树下嚷嚷了一下午，我在树上坐了一下午。后来，我不耐烦了。趁他关注“蚂蚁大战”，从树的另一侧爬下去。没想到他还是察觉了我的逃跑，不假思索地追上我，抓住我的手。 

    “你干什么？放开我。”“糯米糕…”“不都被蚂蚁吃掉了吗？”“那我带你再去向老师要一块。”“早就被分完了吧！”“那好吧…” 

    他终于松开了手，慢吞吞地、有点不舍地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膜包住的、已经有些压扁了糯米糕。他把它掰成两半。 

    “这是我那份，分你一半。”他说。委屈且不舍地把一半塞到我手里。 

    我没了辙，冷着一张脸收下了它，立刻要走。男孩却像狗皮膏药般跟在我后面，喋喋不休地说话，怎么赶也赶不走。 

    “白锦，白锦——”他开心地嚷嚷：“我知道你的名字。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吧？我叫余淮——需不需要我写给你看？…白锦，白锦——我们以后就是好朋友啦！” 

    “谁跟你是朋友啊！” 

    “孙老师说，不是亲人，但又在一群小朋友中，和他最亲近，那他就是你的好朋友——你都不理他们，但是你吃了我送你的糯米糕，那我不就跟你最亲近嘛！” 

    我被他的理论惹得哭笑不得，回头便赶他走，让他不许跟着我。可他不听，就一直跟着我。吵着要和我去玩沙包，去捉迷藏，去看图书…从下午跟到晚上，从今天跟到明天，从夏天跟到秋天…在一个他被老师提问而我给他打手势的合作之后，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即使后来我在机缘巧合间知道，余淮主动来找我玩不过是老师的嘱咐，我仍不理解是什么样的心理鼓动他一直坚持死皮赖脸地跟在我身边，直到我同样向他表示好意。也许是我们有些同病相怜——余淮的父母皆是殉公警察——在节假日，CASP的孩子们被父母接走时，我们能相依相伴，排解孤独。 

    后来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会在用餐时坐在一起聊天，在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一起爬树逗野猫，一起做小组任务。在我帮余淮作弊之后被老师抓去站墙角。老师抱怨着当初不该叫余淮去找我，这样带坏了我。我知道这是假抱怨，因为老师们仍在把我们分在一组做任务；同龄孩子们进入青春期后，老师们严厉打击早恋风气，却默契地不管我们的形影不离。 

    孩子群里有很多非议，但我懒得搭理，余淮更是好似聋了一般，把男孩子们的恶意调侃当做玩笑话。这显得他在同龄人之中更加成熟和情绪稳定。 

    但实质上，余淮也有着顽童和执拗的性子。在我们十三岁那年，练习15米内手枪射击时，因为认定老师判错了冠军应当归谁，他在沙地上和一个女孩子打了起来，脸上被狠狠地抓了三道血痕，至今仍隐隐看得见疤痕色差。 

    我还记得事后我一边为他处理伤口，一边斥责他不该和一个女孩子打架。他指着伤口嚷嚷说那女孩子才厉害得很，分明是他被摁着打。别看他嘴上抱怨得起劲儿，不过几天他又与那个女孩和好了，并对她的手枪技术赞不绝口。 

    一天，老师带我们玩“筹码与机会”游戏，实则是训练我们运筹全局和调配物资的思维能力。我和余淮照例待在一起，那个女孩吹着口哨，甩着装筹码的小布袋子逛到我们面前，问余淮打算怎么玩。 

    “我有个大计划——把一半筹码压到6号案上——我看好6号案。”她很自信地说：“你觉得呢，要不要一起？” 

    余淮看向我，我神色淡然地脱口而出：“13号。” 

    “我们还是看好13号案，要把重点放在那儿。”余淮对她说。 

    “这有什么难搞的？”她扬言：“如果你们援助我一些筹码，再和我合作调配，绝对能挤掉其他选手，同时在6号和13号上获得最大收益。怎么样——余淮？白锦？” 

    她迫切的眼光瞧瞧余淮，又看看我。见我没动静，而余淮又一副听我授意的模样，她突然意识到她的举动有些插足我们二人的意味，因此感到尴尬与扫兴。于是转身就要离开。而我却忽然拿出一摞筹码推到她面前。 

    “6号也不错。我们合作。” 

    那女孩欣喜若狂，扑过来抱住我转了三圈，我连推开她的机会都没有。她大大咧咧的性格也懒得在意我是否反感，没聊几句又一言不合地跟余淮吵起了架，拌嘴个没完没了… 

    那次游戏，以我们三人结盟，押死6号和13号，把其他选手堵的无处可逃最终纷纷交出筹码为结局。在一阵欢呼雀跃中，我小声问余淮那个女孩叫什么。 

    “我同学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啊？她叫徐若菲，父亲是双星模范警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