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生活。这样，张健群便趁爱人不在之机，从1980年开始，与王爱军过上了事实上的夫妻生活。

    

    当时，张健群做着令人羡慕的工作，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然而，为一时快乐，他听任了罪恶的发展。精神空虚的王爱军，渐渐把与张健群的接近，作为精神上依托，几乎像对待“丈夫”一样对待他。

    

    她常对他说：“二哥，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吧，什么叫爱情，爱情就是性生活！”这样腐朽的人生哲学，也感染了张健群。

    

    当王爱军提出要和他结婚时，张健群不仅答应了，而且立下“等我妈死了，我就离婚”的字据。

    

    当然，无论处在什么情况的人，也都会有清醒的时候。张健群对自己的行为也有过自责的隐痛。他在写给王爱军的“诗”中，记录了他曾有过的悔悟：“我的心怎能平静，我害了一个多情的女子，我是一个可恶的害人精，见到你我更觉心痛，我对不起你呀，可怜的姑娘！”

    

    然而，他已陷入一个不能自拔的泥坑。当他良心发现的一瞬间过去后，侥幸的心理又占了上风，支配着他在岐途上越走越远。

    

    1982年初，满足这个美妙的乐章，终于被一个正在孕育着的小生命打乱了它的和谐。张健群被这个恼人的消息弄得六神无主。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孩子出生，他反复做着王爱军的工作：做人工流产。

    

    但是，王爱军却执意要这个孩子。两个人常常为此争论不休。

    

    “我看透了，人生不过那么回事，我将来也不结婚了，领着孩子过，给我找个房子就行！”

    

    女性，不管是圣洁的，还是有污点的，母爱这个本性一般是不会改变的。堕落了的王爱军，此时更一切都不在乎了。

    

    张健群思想激烈地斗争着，他担心事情败露出来，不好收拾。因而不得不搜索刮肠，考虑着退路。他知道拗不过她，不让孩子生下来是办不到的了，可怎样安排，才会既生孩子又不暴露呢？他决定先借一处房子，让逐渐显怀的王爱军从家里搬出来，避开热人的视线。

    

    费了很大力气，总算借到杨家的房子。1982年6月初，张健群以安排表妹为名，把王爱军送到杨家。无疑，王爱军的一切生活开销，都要由张健群供给了。

    

    一个本来就很沉重的包袱，更加沉重了。

    

    审讯室里的张健群，清楚地知道明天就要从世界上消失，而且是作为罪人，带着耻辱，在人们鄙夷的目光中死去，他痛苦万分，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亲人。

    

    “我前半生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可给亲人们留下了辛酸、痛苦，留下了耻辱，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父母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爸爸更痛苦的呢！由于我的罪过，才使你们吞食人生最难咽的苦果，我太无情了……”

    

    是啊，“罪过”这个东西似乎有一种魔力，有时竟会引着或逼着你，进入它的陷阱。着了这种魔的人，想摆脱掉困境往往是很难的、有时明知前面就是火坑，也要往里跳。现在的张健群就是这样，无法挣脱“罪过”这条绳索的束缚，只有让它牵着朝前走去。

    

    王爱军从家里搬出来，只不过解决了燃眉之急。转眼两个月过去了，临产期就要到来，杨家已把王爱军看成是不受欢迎的人了。这时，王爱军又给张健群下了死令：“孩子不能生在别人家！快找房子！”

    

    张健群无奈，只好四处托人去找。但在房于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要想短期内找到房子，那只能是一种空想。

    

    产期一天天临近，还有20多天了，张健群爱人返籍的调动已有头绪，过不了几天就要回来办手续……

    

    眼看着这一天就要到来：张健群让王爱军这个大姑娘生了孩子——成了街坊邻居、同志的笑料；组织上发现自己的问题——一切都完了；返籍的妻子发现自己的不轨——无法交待；王爱军今后的生活怎么办……

    

    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张健群的面前。他无法排解，无法作答，但也不甘让自己垮下去，怎么办？难道就没有一个万全之策了吗？仍然被侥幸心理支配着的张健群，不会听信理智的告诫。

    

    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想出一个在当时自以为是唯一的“万全之策”。殊不知，只不过是向罪恶的深渊又迈了一步，掘下毁灭自己的坟基。

    

    1982年8月10日，张健群来到杨家，佯说房子借到了，表妹就要搬走。杨家看到王爱军那种样子，巴不得快点搬出去。经过商量，杨家同意将王爱军的东西暂时放在这里。于是，王爱军带着身边的衣物，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