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杨学武到暗房中洗出照片，拿到外边查看。

    越看其中的内容，杨学武的眉头就皱的越深。

    据文件内容显示，日本的“笔部队”的来历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

    日本侵华之心由来已久，而侵略的建议和方略与“笔部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笔部队”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

    其中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批作家，在日本国民中不遗余力地宣传“华国亡国论”、“日本民族优越论”、“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等等，成为最早一批“笔部队”的主力。

    在这份文件中，详细的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福译谕吉，福译谕吉是日本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也是最早关注华国问题的日本人之一。

    福译谕吉对日本侵华“国策”形成的“贡献”在于，他是第一个把华国从“文明”国家视为与日本平起平坐的半开化国家。

    看到这里的时候，杨学武真想一刀劈死这个福译谕吉，区区日本一个倭寇小国，一个野蛮国家，竟然也敢碰瓷我大中华。

    更让人生气的是，到了后来，福译谕吉干脆把日本塑造成“文明”的化身，而华国则被说成是“野蛮”的。

    这种位置互换标识着日本思想界侵华思想的萌芽，并推动日本一步步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

    福译谕吉曾说一句话，被收到这份文件中：“我是日本人，总有一天也要像英国人一样治服印度和华国。”

    福译谕吉起头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作家冒了出来。

    如其中记载的冈藏天心，他鼓吹亚洲“一体化”是“东洋的理想”，是日本的“伟大特权”，其理论主张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利用，成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根据。

    如小寺迁吉，他认为华国无法自救，只能由亚洲所谓“文明之国”进行改正，日本作为“东洋盟主”自然要承担“提携”和“改造”的任务。

    在侵华之前，“笔部队”对日本本国人进行思想教育、激励其战争斗志，通俗来说就是“洗脑”。

    在“笔部队”的“洗脑”之下，日本人普遍不把华国人当成人看，“支那人是劣等生物，不值得任何夸奖。”这是日本人在侵华战争时的论调。

    这种论调充斥着日本各界，长此以往，日本人侵华已经没有了任何心理障碍，对他们在华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了。

    看到这里的时候，杨学武才知道这个“笔部队”的可怕，可以说正是“笔部队”的思想引导，才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出现，正是“笔部队”的推动，才导致日本定制了“侵华”的国策。在这个过程中，“笔部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彼之蜜糖，我之砒霜，“笔部队”或许对日本人的重要性很大，但在杨学武看来，日本人的“笔部队”就是毒瘤，如果任由日本人的“笔部队”留存下去，那后果会越来越可怕。

    杨学武心中还有一种猜测，后来那些在国内天天鼓吹日本的所谓“砖家叫兽”，或许就是日本“笔部队”的畜生后人。

    点了根烟，平复了下心情，杨学武继续往下看。

    日本人很清楚，他们要是想在华国立足，需要对华国人进行洗脑宣传来换取支持，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豢养一批忠于日本的汉奸走狗，对此，日本人除了靠物质收买外，就是用文化侵略来对华国人进行大规模洗脑。

    看到这里时，杨学武想到了汪填海，日本人的这种洗脑，很明显就是对着汪填海这种骨头比较软的人去的，但可悲的是，类似汪填海骨头比较软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政权，为了加强在东北的统治，“笔部队”提出要对华国的文化机构进行控制，如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都必须要在日本人的管控之下。

    为了传达日本观念，进而实现文化殖民侵略目的，“笔部队”提出想拍一部电影来作为宣传，这个提议很快便被通过了。

    随后日本女演员山口淑子，主演了《东游记》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讲的是两个前去访友的华国农民愚昧无知，在旅途中出尽了洋相，他们的华国朋友老王虚荣自私、吹牛撒谎。

    而其中的日本人则恰恰相反，他们举止文明、彬彬有礼，日本与华国不同，这个国家是富裕的、文明的、先进的，有着光明的未来。

    “笔部队”拍这部电影的目的昭然若揭，他们想借这部电影来宣传的是日本是先进，优秀，有素质的国家，而华国是愚昧，自大，虚荣的国家。

    日本人的这些宣传手段，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压消除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消灭华国人的民族意识，妄想使华国人成为日本人的奴隶。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为了配合日军战场上的进攻，日本在全国实施“文化界总动员”，“笔部队”正式成立，专门从事有关战争的宣传报道，“笔部队”成立后不久，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