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修《隋书》。魏徵不仅主编《隋书》，还亲自撰写了《隋书》的序、论。

    魏徵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隋书》认为隋亡于炀帝，正如秦亡于二世，矛头直指君主严刑峻法、穷兵黩武、营造无度、巡幸不止等做法。

    但是，唐人对问题的思考并不仅限于此，《隋书》里问道：“高祖扫江南以清六合，炀帝事辽东而丧天下。其故何哉？”魏徵的答案是：隋文帝扰动百姓，是为了让百姓“安”，隋炀帝扰动百姓，是把他们当成了草芥。同时，魏徵还认为，隋朝败亡之兆，起自高祖。从隋文帝暮年“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开始，就种下了亡国的祸根。

    可以说，《隋书》里的字字句句都在劝告唐太宗。

    《隋书》。图源：网络

    唐太宗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史资政，这是贞观一朝展现出的特殊性。

    在唐太宗的鼓励下，魏徵联合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人，剪裁史书的嘉言善语，编成《群书治要》一书，献给皇帝。这本书的意义不在内容，而在于魏徵的剪裁手法。

    以《三国志》为例，原书约69万字，魏徵将其裁剪为约4万字，十不存一。比如关羽，只选取到义别曹操，以后的故事全都删去了。

    反倒一些龙套的戏份特别多。比如鲍勋，原文1300余字，只减到了593个字。鲍勋是个谏官，秉正无私。黄初六年（220），曹丕欲兴兵伐吴，鲍勋直言不可，但曹丕还是发动战争，最后大败而归。曹丕看他不顺，借故杀了他。《群书治要》连鲍勋冤死的细节都摘录了：“死之日，家无余财，莫不为勋叹恨。”

    陆逊是《三国志》除了帝王和诸葛亮外唯一单独立传的人，他在《群书》的戏份只有400多字。而他的族侄陆凯，因为劝谏孙皓之故，篇幅竟有2700多字。

    可见，魏徵的剪裁之意不在历史的真相，而在彰显“劝谏之臣”。

    因此，《群书治要》问世之后，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到了宋朝已经亡佚了。反倒是这本书流传到日本，十分受欢迎，最后在清朝又流回国内。

    可以说，魏徵在《群书治要》里夹带的私货，越来越不流行了。难道是后世的大臣不想要彰显“谏臣之道”？难道是后世的君主不想要从历史吸取教训？都不是。

    最大的原因是，这本书从头到尾只为一个人而写——唐太宗。

    贞观之后，再无第二个唐太宗，《群书治要》自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魏徵。图源：影视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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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唐太宗宴请群臣，说道：

    “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为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谨，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

    在唐太宗心中，是魏徵佐成了天下大治。

    唐太宗即位之初，“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灾荒严重的地方，一匹绢才能换得一斗米。

    贞观五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这就是历史上贞观之治的风貌：经济恢复，政治稳定，社会风气良好。类似的描述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但是，贞观之治却是人人思慕。因为，它不仅仅代表着一段重要的时期，更成为了一个不断被提起、从未被超越的理想。

    贞观之治最让后人羡慕的一点，就是君臣道合，同心协力的政治风气。

    一次，有人诽谤魏徵包庇自己的亲戚，李世民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温彦博对唐太宗说道：魏徵作为一个臣子，行为应有形迹，不能避开嫌疑，否则就会招来诽谤。虽然没有私情，也应当受到责备。

    后来，魏徵入朝说：臣听说君臣一心。如果不存公道，一昧追求行为显露痕迹，君臣上下都这样做，那么国家的兴衰就难以预料了。

    李世民诚恳认错：我已经悔悟这件事了。

    魏徵又说：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

    李世民问：忠臣、良臣有不同的地方吗？

    魏徵说：良臣使自身获得美名，君主得到赞誉。忠臣自己遭祸被杀，君主也陷入凶恶境地，国破家亡，只得到一个忠臣的空名。

    魏徵知道，能够决定他是忠臣、还是良臣的，并不是自己的作为，而是君王的行径。也就是说，君主纳谏，使其成为良臣；君主顽固，使其成为忠臣。这世上可以没有魏徵，却不能没有唐太宗。

    李世民的回答也非常耐人寻味：“君但莫违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计。”

    纳谏只是贞观君臣的一面。

    经历过天下之惊变，面对历史的殷鉴，他们怀有相通的理想。唐太宗曾说过：“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