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某人的话在满朝文武们看来，无非是另一个‘商鞅’罢了。m.baijiawenxue.com

    

    而且比起‘商鞅’更加的过分和狠辣，因为这种‘扩大化’的变法改革，归根结底是要革他们的命。

    

    之前的事情就不用说了，他和新政派早就触动了太多旧贵族、地主士大夫的利益。

    

    一开始虽然让他们损失了部分的利益，但韩某人通过旁的途径也算是变相补偿他们了，随意闹就闹吧。

    

    可是这一回，他竟然想要拿绳索和利剑给整个朝廷与官僚阶级上强度，约束名为‘权力’的公器，这能好使吗？！

    

    短暂的沉寂之后，整个朝堂之上，瞬间甚嚣尘上，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如同惊涛骇浪般压在韩某人和王介甫二人的头上。

    

    在他们看来，整个新政派当前的核心与支柱，就是韩、王二人。

    

    当然这俩人一个定策，一个执行，属于妥妥的狼狈为奸、一丘之貉。

    

    不过看在韩大相公和吕大相公的面子上，就当韩某人是无心之罪，逞一时口快。

    

    但是对于王介甫，他们可就没那么好心了，必须给他一撸到底，贬谪岭南吃荔枝去！

    

    面对群情激愤，这一刻的韩某人和王介甫都没有多说什么，毕竟事实摆在这里，他们就算解释什么，也不会有人听。

    

    约束‘权力’这个公器，自古以来就是难。

    

    甚至可以说自社会阶级产生的那一刻，人们就没有任何办法约束名为‘权力’的公器。

    

    古人靠着个人的品行道德操守，主动寻求制约，例如先秦的孟子、前唐太宗等人的思想，都是‘民重君轻’的典范。

    

    他们都会主动而克制自我对于权力的滥用，这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但却是基于古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对于国家统治的利益而来的。

    

    一旦人性丧失，道德底下，或者不在乎国家统治利益，那么‘权力失控’就会拖着社会步向灭亡。

    

    至于近现代的社会，虽然尝试在法律和设立监察机关上下功夫，但是在层层的社会利益关联下，以及内部的侵蚀下，最后也只会草草了事，让‘权力失衡’，‘为所欲为’。

    

    韩明的观点放在千百年后，属于近现代社会老生常谈的最简单论调。

    

    监察和制约，这种简单的道理，所有人都懂，但是不会有人主动把脖子套上枷锁，也不会让脑袋上竖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更不会让这套绳索和利剑，进入和来到老百姓的手中。

    

    让百姓们来监察和制约他们，内部还要时刻进行自我内省，怎么可能？

    

    他们可是大宋的统治阶级，大宋的顶层，大宋的话事人，怎么能让泥腿子来把他们束缚住。

    

    然而坐于高处的神宗皇帝却沉默不语，只是目光深沉地打量着韩某人。

    

    韩某人心知肚明，自己就像站在悬崖边缘，一步走错便是粉身碎骨。

    

    不过他多少也能摸索出这位新任帝位的神宗皇帝几分心思，这在后世着名的‘元丰改制’中可见一斑。

    

    元丰改制表面上使官员居其位谋其政，有了定职定位，同时裁撤了一些闲散部门和官员，打通了官员的升迁的阶数，客观上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而更深层次的含义则是由于宋初皇帝的权力受到宰执制约，而无法强有力的实现皇帝的个人抱负。

    

    鉴于此，神宗为了实现自己乾纲独断的目的，推行了元丰改制，目的就是削弱宰相的权力，使得皇帝可以直接管理朝政。

    

    也因此通过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宰相的权力。

    

    元丰改制后，中央集权越来越得到强化，在清朝时达到顶峰，权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这才是元丰改制最深层次的影响。

    

    韩某人这一手，既是为了主动迎合上意，约束官僚梯队的权力膨胀，同时也是为了防神宗皇帝突然来一手，强行‘改制’。

    

    虽然‘元丰改制’有着客观上改善了大宋中期官场上日益突出的冗官现象，有利于官员的合理流动。

    

    但是归根结底，这对于后世国家君主专制创造了给养地，使得封建势力之大，成为近现代革命的三座大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