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既欢喜，又惶恐，不知相见之时又该如何自处。”

    说着，他话锋一转，拍了拍张慕的背，以示宽慰：“不过张兄大可放心，所谓不打不相识，若无张兄与阿姊，我白泽又岂能知晓自己的身世？且我观张兄武艺不俗，又是瑜人义兄，何不一同归汉，扫灭魏吴，助陛下兴复汉室？”

    在三国时期，亲人或上级对下属抚背、握手，甚至同榻抵足而眠，都是一种表示亲近的行为，并非‘同志’，勿歪。

    白泽话音刚落，不曾想张慕竟突然单膝跪地抱拳！

    “郎君之言大善，慕虽出生寒微，言行粗鄙，却也有些勇力，更深知忠义二字。君若不弃，某愿追随左右，甘为犬马，扫灭魏吴，兴复汉室！”

    如此大礼跪拜，已是主臣之礼！

    这倒是叫白泽吃惊不小，须知一旦成了主从关系，他便等于是张慕的主公，二人便算是建立了君臣从属关系，从此生死荣辱一体，再也无法分割。若张慕日后背弃他，必将为世人所不容。

    三姓家奴吕布就是最好的例子，当然吕布并没有演义中说的认丁原为义父，只是臣属关系。

    而两汉至三国时期，其实依旧有先秦时期恩养门客舍人的影子，只不过自汉之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君臣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渐渐形成‘二重君主观’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

    二重君主观是指在东汉时期，士大夫们除了视天子为君主外，还将地方长官，如太守、郡守等，视为自己的主君，形成了一种双重君臣关系。这种观念反映了东汉时期政治结构的特殊性，即地方长官有一定的征辟属吏的权力，从而形成了第二重君臣关系。

    例如田畴就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既视汉献帝为君主，又将幽州牧刘虞视为自己的主君。在刘虞被公孙瓒杀害后，田畴到刘虞坟墓前拜谒祭扫，又发出章表哭泣。

    公孙瓒得知大怒，捕获田畴，对他说：“你为何独自到刘虞的墓前哭泣，却不来给我送章表？”田畴答曰：“汉朝王室衰败，人人怀有异心，只有刘公没有失掉忠信节操。表章中所说内容，对将军无甚好话，恐非您所乐意知之，所以没有送上。况将军兴大兵以满私欲，既已弑杀未有过失的主君，又与坚守忠义的臣子为仇，果此等事，那燕、赵地区的士人将都只会投东海而死，哪还有人愿从将军您呢？”公孙瓒遂释放田畴，不敢加害。

    之后田畴率领所有宗族之人和从别处前来依附的共几百人，盟誓说：“主君的仇不报，我就不再立于人世！”遂率众进入徐无山中隐居不出。

    可见在田畴心中，他的直属主君刘虞在心中的地位绝不比天子轻。

    再者，二重君主观对东汉的政治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得地方长官与属吏之间形成了类似于君臣的关系，虽然增强了地方长官的权威和管理能力，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中央集权，也是诸侯割据的温床。

    而家臣则更加的彻底，他只效忠于自己的家主，所以更加牢固忠臣。

    如今他白泽并无官职，更没有征辟幕僚臣属的权力，张慕的主动归附，显然是想要成为诸葛氏的家臣，这无疑很突然，不过想想，他便释然了。

    张慕出身不好，后又做了山匪，劫掠之事也没少干，虽然有救公主之功，但光天化日之下劫走丞相之子也是事实，即便投效刘备怕是也得不到太大重用，顶多一次性赏赐些财物做个富家翁，再封个一官半职也就顶了天。

    可若是认蜀汉丞相诸葛亮之子为主，那就大不相同。

    认主之举不仅能化解张慕劫持丞相之子的不利影响，甚至还能被传为一段佳话。

    可以想象，世人会认为定是他白泽以大义说之，从而感化山匪，而张慕则是深明大义弃暗投明的豪杰。

    而事实却是，丞相位高权重，跟着丞相之子，一旦成了心腹，在蜀汉便算扎了根，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日后还能少的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一路行来，白泽也对张慕此人有了一定了解，此人武艺不俗，看似粗鄙，实则脑子活络，关键还有一帮敢打敢杀的小弟，这可是带资入股，日后就相当于亲卫护从，自己完全没有拒绝的道理。

    也就是说，只要不让对方知晓自己是魏国间谍假诸葛寿的身份，张慕以及其身后的匪兵，将是自己未来的爪牙。

    “快快请起，我......我诸葛寿能得卿相助，如虎添翼也哈哈哈......”

    “仆出身寒微，能得主公知遇之恩，定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见张慕张口闭口就是身份低微，总是在意自己出身不好，他便学着古人拍着对方手背，推心致腹道。

    “出生寒微并不可耻，能屈能伸方为丈夫，淮阴侯韩信当年亦出生贫寒，虽受胯下之辱，却能知耻而后勇，助高祖定鼎汉家天下，此非大丈夫焉？”

    “仆定不负主公期望！”

    “卿乃吾之臂膀，称先生，先生听着亲切，不知卿可有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