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者心态，但绝不仅限于此。

    在双方关系已经缓和的前提下，坎耶再度对泰勒发起突然袭击，其实针对的不是泰勒本人，或者说只有很小一部分怨念集中在泰勒身上——毕竟无论如何，泰勒也是那个在舞台上唱出《Innocent》，并不断在各个场合用这件事情开玩笑，让他颜面扫地却又不得不强颜欢笑假装豁达的实际执行者。但如果恩怨就到这里为止，那么坎耶完全不需要如此大动干戈，上一年从对方手中接过先锋大奖，下一年就反目成仇，言辞激烈地展开人身攻击。

    归根究底，坎耶-维斯特真正的攻击目标，是站在泰勒-斯威夫特身后的环球音乐，和以这家集团为代表的整个音乐工业。

    是我让这个婊子出了名。

    你们所有的宣传尝试，都不如我在VMA舞台上仗义执言的三十秒。

    我是一个你们无法掌控的天才，我随意宣泄的怒火，都能帮你们意外地再捧出一个明星。

    你们这帮食利的、腐败的、无能的，寄生在艺术家身上靠吸血为生的所谓幕后推手，凭什么觉得可以拥有我的版权、操控我的事业、摧毁我的自由？

    这不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而是坎耶-维斯特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抗争旋律。2004年便成立了自己的艺人管理公司和独立音乐厂牌GOOD Music，2007年跟Bape共同推出College Dropout联名鞋款，并在未来的数年时间里频繁跟路易威登、朱塞佩-萨诺第和耐克合作，并最终选中阿迪达斯，创建Adidas Yeezy，用这种方式增加他在主业之外的收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与自主权。

    随着羽翼的逐渐丰满，2020年，坎耶掀起了一阵反建制风暴，同时将唱片公司及母带版权所有方Roc-A-Fella、Roc-A-Fella背后的控股集团环球音乐，以及音乐版权发行方EMI告上了法庭，试图夺回他的所有艺术创作和知识产权。行动受挫之后，坎耶在推特上连续开炮，言辞也变得愈发激进，最终于2022年底，将矛头对准了他心目中最大的敌人——那些牢牢掌控音乐集团与时尚集团董事会席位的犹太人。

    你可以说他自恋、偏执、狂妄，脑海里飘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你却无法否认这个男人对自我认知中那些正确理念的坚持，以及他为之付出的努力。坎耶-维斯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埃斯库罗斯笔下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剧英雄。身为非裔美国人，却游离在黑白的种族认同之间。被赋予了惊世的音乐创作才华，却摆脱不了被资本掌控的命运。拥有冲破藩篱的勇气，却在屡次尝试后输得一败涂地。

    GOOD Music，2011年与环球音乐旗下的Island Def Ja订了独家长期全球发行合同。Adidas Yeezy，2022年因为坎耶的争议性言论，导致阿迪达斯提前终止合作协议，整个品牌迅速成为昨日黄花。音乐版权，直到韩易重生之前还被牢牢掌控在环球与EMI手中。向犹太势力发起的决死冲锋，更是成为了他职业生涯无可挽回的转折点。

    被犹太资本掌控的自由派媒体联手绞杀前，坎耶可以从科切拉音乐节那里拿到850万美元的演出报酬。而在彻底断绝资源渠道后，坎耶哪怕将自己的演出报价降低到250万美元甚至200万美元，也鲜少有主办方愿意接招。

    坎耶-维斯特，也许是最近二十年以来，与犹太势力决裂得最彻底的那个，也是较量得最激烈的那个。2016年，他还没有被彻底打垮，相反，他的事业帝国刚刚达到巅峰时期。音乐上，前六张专辑全部进入滚石乐队最伟大的500张专辑排行榜，一人六席，已经足以巩固他在嘻哈乐界的历史地位。时尚方面，Adidas Yeezy已经发布了三季新款，40000双新鞋，未经任何宣传，冷启动的几分钟之内便全数售罄，整个品牌的营业额从1500万美元飞速增长到了12个亿……已经半只脚踏进资本圈，很快就要像Dr.Dre那样戴上黑人资本家王冠的坎耶-维斯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下，志得意满的坎耶-维斯特决定遵从他的本心，制作一张政治意味和宣示意味都拉满的自白型专辑出来，而这就是《The Life of Pablo》，翻译成中文，便是《巴勃罗的一生》。

    之所以会将新专辑冠以这样的名称，是因为坎耶-维斯特将自己视为以下三人的三位一体：巴勃罗-毕加索、巴勃罗-埃斯科巴，和在西班牙语里被称为“Pablo”的圣徒保罗。《I Love Kanye》里，坎耶把自己视作巴勃罗-毕加索那样的伟大艺术家，虽然生命里充满争议，但永远熠熠发光。以《Father Stretch My Hands》为题的两首歌里，坎耶像圣徒保罗那样虔诚地拥抱了他的宗教信仰，甚至用教堂唱诗班来将它们重新演绎成了福音风格。

    这些，都是坎耶-维斯特性格中的闪光点，他的可爱之处。而如同巴勃罗-埃斯科巴那样凶猛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