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极少数受过专业考古训练的留学生。”

    这个时候，王讯好奇问，“梁思永先生跟这位胡肇椿先生，谁的影响力大？”

    苏亦问，“为什么这么问？”

    王讯说，“因为这两位先生都出国留学了啊，而且，都是20年代，因此，我比较好奇，他们俩谁影响更大？”

    这个家伙关注的重点，始终是如此奇特。

    但这两位可以比较吗？

    自然可以。

    “要论影响力的话，应该是梁思永先生。”

    “为什么啊？因为梁思永先生留学哈佛的关系？”王讯疑惑。

    苏亦摇头，“并非如此，哈佛大学跟京都大学的考古学之间的差异，不是决定性因素。主要还是胡肇椿先生毕业以后，不加入史语所，而直接加入黄花考古学院。相比较史语所的影响力，黄花考古学院的影响力太弱了，民国时期乃至于现在，在官方资料宣传之中，总会若有若无忽略非史语所的考古学者，因此，造成民众对非史语所的学者并不熟知，然而，胡肇椿先生学术贡献并不显，他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者之一。”

    众人恍然，新的疑惑又来了。

    “小师兄，黄花考古学院是怎么回事？民国时期，国内已经有专门的考古学院了？”有人疑惑问道。

    苏亦摇头，“并非如此，黄花考古学院，只是一个考古学团体，跟前面提及的考古学社差不多，不过，它比考古学社成立得更早，早在1931年就成立了。”

    这个时候，苏亦又不得不跟大家介绍一下黄花考古学院的由来。

    1928年1月，中山大学语史所宣告成立。语史所设立了民俗、考古、语言、历史四个专业学会，其中考古学会成立于1928年12月14日，推举商承祚先生为主席。

    这一年，除了中大语史所和史语所的成立，一个民间考古团体——中华考古学会也诞生了。

    而中华考古学会就是黄花考古学院的前身。

    黄花考古学院一成立，即吸纳了刚从国外过来的胡肇椿、杨成志等年轻学者。

    以蔡守等为代表的传统金石家，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花考古学院高度重视田野考察，被视为南方致力于考古发掘事业的代表。

    1932年，黄花考古学院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考古学期刊《考古学杂志》创刊号，不仅收录学院成员的研究论文，也有符合规范的调查报告和发掘报告。因此，从各方面来看，广州都堪称当时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核心之一。

    因此，广州的田野考古是走在全国各地的前面的。

    不过黄花考古学院的考古活动并不多，主要是以胡肇椿为主，1934年，他受邀上海，先是任上海市博物馆（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后任馆长。之后，黄花考古学院的考古活动似乎也就停止了。

    当然，黄花考古学院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影响，并没有结束。

    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持续影响着南方的田野考古进程。

    苏亦说着说着，自己都说跑题了。

    从滨田耕作说到郑师许、说到胡肇椿，又说到考古学社说到黄花考古学院。

    苏亦讲究是要跟大家说啥啊？

    归根到底，还是要论述滨田耕作对近代中国考古学上的重要影响。

    胡肇椿作为滨田耕作的弟子，他翻译了好几本业师的著作并不少，除了《考古学研究法》之外，还有一本《支那古玉概说》也十分重要。

    “说到郑师许跟胡肇椿，之所以共同翻译滨田耕作的同一本书，也挺有趣的。1932年，滨田耕作翻译蒙特柳斯《考古学研究法》在日本一面市，郑师许、胡肇椿二人都开始把这书翻译成中文。结果他俩各自把书翻译到一半的时候，机缘巧合之下，才了解原来他们干的是同一件事，于是，俩人合力完成。因为出版困难，延至1935年夏才在新创办的《学术世界》期刊上连载发表。”

    苏亦说完，众人感慨，“这也太巧合了吧？”

    “要不合译，说不定就有两个版本了。”

    “只能说英雄所见略同了。”

    “胡肇椿是因为导师的影响，那么郑师许又是为何呢？”

    苏亦笑，“当然也是受到滨田耕作的影响力了。他希望借助此书在中国也能造就一两位如滨田氏的权威学者。其次更重要的是，蒙特柳斯的工作给了郑师许等人极大启发，使他们知道即使没有机会从事田野实践，照样可以在考古学上做出伟大的成就，可以说，蒙特柳斯的工作给当时的郑师许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让他明白，原来不需要参与古发掘，也可以研究考古学，当时像郑师许这类学者并不算少，尤其是考古学社即集中了一批这样的知识分子。”

    “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啊？”

    坐在苏亦旁边的黎新叶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