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因为你死过一次了。

    你对同性取向的人群并不反感，你也不确定自己未来的伴侣会是什么性别、什么性格。

    你并没有告诉医生，在你的心中根本没有未来伴侣的人格画像。

    并不是太过挑剔，而是因为你不想：没有人知道你的生命是和胜利挂钩的。

    你无法停下，也不愿耽误任何人。

    你总是准备好了迎接还未到来的死亡：你面对的不是未知数，而是一个由你增加的倒计时。

    你再次拥有的“人生”对爱你的人而言……也许只是一个错误。

    但你没有向面前的心理医生透露自己的“FIFA系统”，你不想被当作精神异常的病人。

    最后你只是对她说——每个人的心理“性别”都是“我”，划分心理性别，本身就是一种限制，更像是把人分群并锁起来。

    在你看来，就算和自己的价值观不一样，也应该被允许存在、允许发生，你甚至可以饶有兴致地打量那些陌生的东西：“活着”是一种令人幸福的状态，你热爱着世界上有趣的一切。

    而爱是自由的。

    ——应允世间万物从身体穿过，你不会以自己的主观意识去批判这个世界。

    这种想法很独特，价值观念也很成熟：你死过一次了，所以会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一切。

    ……但说实在的，这些话并不该出现在一名17岁青少年的口中。

    你明明很年轻——甚至是一名现役于主力队、前途无量的球员。

    这名心理医生事实上在为你感到担忧。

    早在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神经科学家罗杰·斯佩里、迈克尔·加扎尼加就设计了一个精妙的实验：

    医生通过手术切断了连接病患大脑左右半球的神经束，以此控制癫痫发作，却在无意间发现——掌握语言中枢的                                                半脑会为另一半大脑单独做出的决策进行解释，即便这些解释在逻辑上完全不通*。

    这意味着，大脑会本能地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寻找合理的解释。

    ——这也是人类很容易受到诱导的原因。

    由于并不知道你的“死而复生”，心理医生认为是你缺失的家庭和孤独的童年诱导了你：在‘自我意识’与‘性别自觉’中，你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与伤害。

    你的道德感很高，并表现出了极强的智力和学习能力，你所填写的“近乎完美”的评测表格是不正常的。

    你的医生认为：你可能是一名高功能掩饰者（hochfunktionaler Verberger）。

    或许是“高敏感性”（hohe Sensibilitaet）带来的副作用，你总在过度为他人着想，这是“利他性人格障碍”、“高道德感人格障碍”的基本表现。

    更重要的是：心理医生认为你有“geschlechtsneutral”（性别模糊）的倾向。

    ……

    在德国，当心理测试的结论可能会对未成年人造成显著影响或困扰时，心理医生并不会告知这名未成年人此次测试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会首先与监护人讨论方案，以便他们能够以适当和支持的方式向未成年人传达信息——这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

    医生没有和你沟通情况，而是十分严肃的和你的教练进行了交流。

    医学评估认为：你身上的现象是不正常的，你需要他人的帮助。

    在得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克洛普有些发懵。

    他再一次想起了那个令你沉默的夜晚，多特蒙德的“小闪电”是如此忧郁，而哪怕是在那种情景下，你依旧习惯性地向他微笑。

    作为一名未成年人，你的举动绝对不是在表达自己的状态，只是在安抚着你的教练。

    ——你在隐藏困惑，而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离开心理咨询机构的时候，你的主教练甚至有些茫然。

    他步伐沉重地走向了停车场，试图拿出自己的车钥匙——整整两次，钥匙从指尖滑落，他不得不弯腰才能将钥匙捡起。

    深吸一口气，克洛普勉强打开车门，几乎是凭借肌肉记忆坐进驾驶座，为自己系上了安全带。

    直到握上了方向盘，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双手有点发抖。

    克洛普久久没有发动汽车。

    事实上，他一直在回忆你的近况。

    ——直到手机铃声骤然响起，才将他从思绪中拉回现实。

    这是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Ja, bitte?”（什么事，请说？）

    按下接听键，克洛普的声音有些低沉。

    ——他的嗓音像冰冷岩石下即将爆发的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