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起农活来，也是心不在焉。我从没有这样盼着上班，当然，盼着上班是为了见到邓晓阳。

    秋假结束，邓晓阳来上班，一见面，我们就趁着没人先抱了抱。

    那时候大家提倡自由恋爱，但是谈恋爱，还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的少之又少。所以，在外人眼里，我们还是和普通同事一样，甚至还刻意保持了距离。

    过了没多久，邓晓阳告诉我，她妈妈偷偷告诉她，她做副县长的父亲会找机会来看一看我。

    说曹操曹操到，当天乡里就接到通知，常务副县长邓牧为要来乡里检查工作。书记乡长就带着全乡的干部职工开始打扫大院卫生。其实，对于一般的县领导，并不用这样，但是对于常务副县长，乡长和书记都不敢怠慢。

    第二天一大早，书记乡长早早地就在大院等候，约莫10点钟，一辆吉普车就开到了大院里，对于这位高高在上的常务副县长，气场足，派头大，平时威风凛凛的书记乡长现在看起来是这么的平易近人。

    邓县长组织乡班子开了会，就单独把书记乡长留了下来，然后突然乡长到了办公室，把我喊了过去，这时候，书记乡长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面对邓晓阳的父亲。

    邓副县长看了看我，说，你还没有解决身份，年轻人要以事业为重。我不是以副县长的身份和你谈话，而是以晓阳父亲的身份告诉你，你和晓阳的事，我不同意。

    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也不容我地质疑，说完后，邓副县长端着保温杯就走了。书记乡长挽留吃饭，邓副县长也没有留下。

    回到办公室的路上，遇到同事，大家还在说，这邓副县长咋没吃饭，以前来总是要吃饭的。

    回到办公室，晓阳早就急不可耐地问话，爸爸给我说了啥？

    我看了晓阳一眼，说道，咱们还是分手吧，咱俩在一起，确实不合适。

    邓晓阳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说道，我不管，我不分手。

    后来，书记和乡长也是有的没的和我谈话，总之就是在敲打我，作为一个临时工，不要得罪领导，也不耽误前程。为了避嫌，我主动申请，又调到了武装部。说是主动申请，其实也是被领导安排过去的，毕竟主动申请说起来更好听。

    李部长看着我，说道，大丈夫何患无妻。这邓晓阳虽好，但是你俩差距太大，她父亲下一步接任县长，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劝我还是踏踏实实先干着工作，把正式的身份先解决了。

    这期间，我总是躲着晓阳，虽然躲着，但是每天都是刻意的伪装，一天没看到，心里就像猫挠的一样。

    等到了1986年的春天，邓晓阳找到我，说已经给她父亲摊牌，说咱们彻底分手了，她父亲会在我身份的问题上帮忙。

    我说不用了，我靠自己的努力能行。

    邓晓阳打了一下我的脑袋，说，想什么呢，这么简单。没人说话谁给你办。

    就这样，到了1986年的夏天，我就正式解决了身份问题。成为一名正式的国家干部。

    那时候，改革开放是最热的词语，但我们身处内陆，只知道沿海地区发展很快，但并不知道快到什么地步。

    1987年的时候，我的一位浙江战友虞家林到省城出差，他专程坐大巴车来到我们的老家，因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有书信来往。当年我们是一个连队的战友，我的三等功就是和他一起立的，我们算是过了命的兄弟。

    战友讲他现在在上海做外贸生意，按照他的说法，上海现在日新月异，我们这里竟然还这么的贫穷落后。他现在的外贸公司做得风生水起，现在正在扩张，这次来一是叙叙旧，重温战友情。第二就是问我要不要跟着一起去干。我当时脑子很乱，说自己回家里商量一下。战友住了两天，留下名片就走了。告诉我，只要我去，就去找他，苟富贵勿相忘。

    我当时也想着，自己虽然解决了身份，但是如果在乡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和邓晓阳在一起的。

    现在，邓晓阳一直和父亲怄气，调她走她也不走，要提拔她也不去。

    我心里想着，干脆出去闯一闯，对她也好，对我也好。让她找一个更好的，更适合自己的。

    就这样，我找书记乡长提交了辞职报告，这在当时比我进来还要轰动，那时候，还根本没有下海这一说。

    又是乡长和书记轮流找我谈话，总之就是这乡政府虽然工资低，但吃的是公粮，你到上海，简直是自不量力不知好歹。

    但我去意已决，临行的时候，我给邓晓阳告别，告诉她忘了我吧。邓晓阳顾不得在办公室，一把抱着我说。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跟着我。

    我劝了几句，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但万万不敢做邓晓阳的主，因为前途未卜，命运未知，我可以冒险，但我不能容忍心爱的姑娘和我一起冒险。

    等到第二天，告别了父母，我就坐上了乡镇的公共汽车，准备到省城然后转车到上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