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短期现象，只是一个‘先例’，英宗复辟之后，勋贵夺回了五军都督府，但是呢，封建社会，对以文御武影响的根源始终还是皇帝，是皇帝在放弃武权，因为他不“亲征”了，皇帝不作战，勋贵就做不了副将，让勋贵去做主将，巡抚总督就全变成了副职（因为勋贵超品），这是文官难以接受的现象，大伙一起避免出现难堪。。

    5接下来磨磨蹭蹭，到武宗朱厚照，哇靠，这是一个牛的，勋贵突然插上了翅膀，武权突然翻身了。。咳。。所以他嘎了。。又是一个短暂的混乱。。

    6世宗朝，就是嘉靖皇帝，嘉靖中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文武非常‘和谐’，因为国难当前，南倭北虏十几年，文官在抗倭，勋贵在驱鞑，大家都是功臣，核心勋贵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将领（被文官的史书刻意忽略了），这期间大伙共享武权，公侯很多都在九边外镇。

    如成国公朱希忠、定国公徐文壁、镇远侯顾寰，都是当世名将，他们领的兵远远比戚继光俞大遒多（就是那重建的巅峰期京营，那时候三十万京营，其中超过十五万常备骑军，想想都养不起）。

    7嘉靖皇帝之前，以文御武，或者文武制衡，都是动态出现的，谁强谁就牛。

    土木堡之前大伙泾渭分明，之后也就武宗朝蹦跶了一下，其他时间，说实话，文官占据上风，以至于形成了一种舆论假象。。。

    请您再次注意，这个‘上风’，不是御服、降服，是‘养服、收买’了，文官把勋贵高高架起，变态的人身安全，加上免税身份，勋贵家家富可敌国，自然会妥协，所以这期间的勋贵不是实质上落了下风，而是‘闭嘴’了。

    8真正把以文御武定为国策的其实是万历皇帝，已经是明朝中后期了，原因是杨镐在朝鲜的糟糕表现。

    9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援朝之役经过两个阶段。第一次李如松胜利的太快，后来他撤回来了，留下陆海一堆总兵，这时候丰臣秀吉抓住明朝各部互不隶属，以及文官无法节制全局的漏洞，全面出击，让明军死伤惨重，杨镐就是那个反面教材。

    10煌煌天朝被‘鬼’咬了一口，万历皇帝大怒，怒骂将领草包，怒骂经略软蛋。（万历二十五年，那时候他还真的没吃过大败仗）

    由此皇帝下令大明朝以后战区将领悉数听从‘总览全局’的钦差指挥（巡按、巡抚、总督、经略都是钦差性质）、分路将领必须听从‘钦差属官’指挥（就是那些御史、督战官、兵备道）。

    从此以后，以文御武成为白纸黑字的国策，七品文官挺起肚腩吆喝一品都督成为常态。

    这就是明朝历经二百年权力博弈，最后以文御武的形成过程，它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也不是一下形成的，而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动态起伏博弈。

    后人见到的各种实录史料，文官来源占据了九成以上，‘语气’当然是文臣的视角，其实我们也被当时的舆论假象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