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担反而会加重。

    比如唐朝的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本意是要归并各色杂税，减轻民众负担，但两税法实行不出二十年，各种已经合并到两税里的苛捐杂税又出现了。

    大明万历一条鞭法改革，把旧的杂税并入田赋，并取消旧的杂税并禁止出现新的杂税，可到崇祯朝，各种新杂税就又层出不穷了。

    现在朱以海把一条鞭法后出现的许多新杂税，又要固定下来并摊丁入亩，表面看是不错，但黄宗羲说按历史规律，肯定要不了几十年，到时这摊丁入亩后固定的地丁银外，肯定又会出现许多新的捐税等。

    比如朱以海自己新搞的厘金，本来也就是这种新税。

    黄宗羲提出建议，就是要推倒以前的一切，重来。

    比如重定田赋，官田二十税一，民田十税一，本色征收，种什么收什么，不再折银。同时工商也不再抑制而同视为本，合理的征收工商税、关税、盐税等，以填补财政收入。

    最后便是量入为出，根据收入，拟定开支，以期达到收支平衡，而不再总是向百姓加征加派害民了。

    这个想法有见识，但不完全对，比如其中田赋改征本色不用银，就不全是好的，虽然税赋征银，对大明其实也带来很大隐患，尤其是万历以后，西方白银输入锐减后，引发了大问题。

    但如果田赋全都征粮，那征收成本将极大提高，要知道明中期以后，除了几个粮仓还征本色粮外，其余地方的田赋可都是折银了，这就减少了运输仓储等等成本，甚至征银过程中，比征粮能减少贪污等情况。

    那晚两人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