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燦的星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发了对天文学的讨论，太阳从地平线冉冉升起，最终光芒四射，给阿尔卑斯山披上了一抹神秘的玫瑰红，这时我们会对太阳充满敬畏。然后我们会等待山上的咖啡馆开门，喝点黑咖啡，然后下山开始工作。”

    有一次，索洛文没有参加原定在他的住处举行的聚会，因为他忍不住去听了一场捷克四重奏团的音乐会，便留下了一张拉丁语便条：“致以煮老的鸡蛋和问候作为补偿”。

    这张便条激发了爱因斯坦和哈比希特恶作剧的灵感，他俩知道索洛文对烟草恨之入骨，便报复性地在索洛文的房间抽烟斗和雪茄，并把他的家具和器皿摞在床上，最后同样回报了索洛文拉丁语便条：“致以浓烟和问候。”

    索洛文回来时几乎笼罩在重重烟雾之中：“我差点窒息过去，连忙把窗户打开，从床上挪下几乎堆到天花板的东西。”

    也就是关系铁和索洛文的随和，一般人经过这种事早和爱因斯坦、哈比希特这俩爷绝交了！索洛文和哈比希特成了爱因斯坦终身不渝的朋友。爱因斯坦后来和他们一起回忆他们令人愉快的“奥林匹亚科学院”：“它要比我后来近距离了解的那些体面的科学院少一些幼稚。”

    1953年爱因斯坦74岁生日时，这两位奥林匹亚科学院院士索洛文和哈比希特从法国巴黎给已定居美国20年的院长爱因斯坦寄了一张明信片，早已名满天下四五十年的老院长爱因斯坦（还有2年就要去世了）在回复时向奥林匹亚科学院致辞说：“你的成员们把你创立起来，目的是要取笑你的那些科学院老大姐。我通过多年细心观察，才完全懂得了他们的嘲讽是多么切中要害。”

    奥林匹亚科学院的三位成员后来星散各地，岁月的流逝逐渐带走了科学院的光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夕阳下小径中爱因斯坦孤独的背影令观者伤感，最终爱因斯坦在统一场论的迷雾中无奈的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命运的无常和无奈时常令人感叹。

    奥林匹亚科学院的阅读书目中有一些文学经典，其中包含的若干主题可能是爱因斯坦所欣赏的，比如索福克勒斯关于反抗权威的悲剧《安提戈涅》、塞万提斯描写的与风车顽强作战的英雄《堂吉诃德》。

    不过三位科学院院士阅读的书籍大都在探索科学与哲学的交界：大卫·休谟的《人性论》、恩斯特·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和《力学史评》、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庞加莱的《科学与假设》等。

    爱因斯坦后来说，这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苏格兰经验论者大卫·休谟（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休谟对一切不能直接由感官感知的知识都表示怀疑，在他看来，甚至显而易见的因果律都是可疑的，他认为那只不过是心灵的习惯。休谟还将其严密的怀疑运用到时间概念中，认为说时间绝对存在着，与可观察的物体（其变化和运动使我们可以定义时间）无关，这是没有意义的：“由相继的观念和印象，我们形成了时间的观念，单纯的时间本身是不可能出现的。”

    休谟关于绝对时间无意义的论断暗含了后来狭义相对论的结论，而休谟更一般的论断“谈论无法通过知觉和观察来定义的概念是危险的”在影响爱因斯坦科学观念的同时，更是经过爱因斯坦的转述激励了沃纳·卡尔·海森堡（1901年12月5日—1976年2月1日）抛弃不可观察的物理量而创立了矩阵量子力学。

    奥地利-捷克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马赫（1838年2月18日-1916年2月19日）是另一位对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影响至深的人。马赫认为科学定律是观察的概括总结，而不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真理，他不同意牛顿力学中包含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概念（与相对论的结论相通）。

    不过，受限于时代，马赫错误的否认原子论，因为原子过于微小而直接观察不到，而且马赫的时代并无说得通的原子模型，原子的假说在马赫看来不甚可靠，他觉得这个假说不够经济，不符合他用最少量的思维对经验事实作最完善的陈述的“思维经济原则”。

    影响奥林匹亚科学院哲学、科学讨论会的最后一位思想巨人是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哲学家巴鲁赫·德·斯宾诺莎（1632年11月24日—1677年2月21日）。他的影响主要是宗教上的，爱因斯坦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无可名状的上帝，他反映在令人敬畏的美、合理性和自然律的统一性之中。和斯宾诺莎一样，爱因斯坦并不相信一个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进行赏罚干预的人格上帝，他信仰的是自然法则、宇宙法则化身的上帝。

    此外，爱因斯坦还从斯宾诺莎那里获得了一种决定论的信念，即一旦我们彻底了解自然律，就会明白，原因和结果都是不可变的，上帝不掷骰子，亦即不会让任何事件随机或不确定地发生，斯宾诺莎宣称：“一切事物都由神圣的自然的必然性所确定。”同样深信这一点的爱因斯坦一生中都拒绝接受测不准原理、概率论诠释的量子力学是完备的科学理论，认为其只是阶段性的近似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