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甲的脸上闪过一丝沉痛，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万丞相行事太过极端，所以奸恶攻之，设计陷害。m.wenqishuku.cc”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对万胜的同情和对朝中奸臣的愤慨，他的眉头紧锁，仿佛在回忆那些不堪的往事。

    韩娥的眼中闪过一丝明悟，她的声音中带着一种哲理的深沉：“若要不偏不倚，惟圣人能之！”她的话语中透露出对世事无常的感慨，她的面容上带着一种超脱和睿智，仿佛在告诉罗甲，世间的复杂不是常人所能完全洞察。

    罗甲也感叹道，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沧桑和无奈：“至忠不容于国，至孝不容于家，清士不容于野，达人不容于世啊！”他的话语如同一声叹息，回荡在室内，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对这个时代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

    韩娥和罗甲的对话，不仅是对万胜命运的感慨，更是对这个时代的深刻反思。他们的眼神中都带着一种对未来的忧虑和对正义的坚持，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怀。

    万胜，作为明玉珍的义弟及麾下爱将，是大夏政权的开国元勋之一，深受明玉珍的信赖与器重。他与明氏皇族的关系极为密切，明玉珍甚至将弟媳许配给他，明母也亲昵地称他为“明三”。在大夏的版图中，万胜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征服了嘉定，攻克了成都，征伐了云南，战斗于兴元，年复一年地带领军队征战沙场。他的军事策略“信赏必罚”，使得士卒们乐于追随，所到之处，敌军无不望风披靡，为大夏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他最终却不幸成为了宫廷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其悲剧性的结局，实在令人深思。

    万胜之死并非因为他的罪行，而是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所致。他遇害的消息一经传出，大夏军中立刻掀起了波澜，许多曾随他南征北战的将士们感到愤慨不平，纷纷表示要离开大夏。从此，军队的士气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士兵们不再愿意为国效力，文武官员之间的协调也荡然无存，朝政的混乱进一步加剧。韩娥，除了通过书信向罗甲表达她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忧虑之外，似乎也无能为力。

    与韩娥同时代的史学家杨学可在《明氏实录》中写道：“及夏主宾天，主幼，母后临朝，小人间谋，张、万自相屠戮，非有罪而诛，不及五载而国遂亡，是自取之也。”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大夏政权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以及这些内部矛盾如何导致了政权的快速崩溃。

    随着万胜、张文炳的相继离世，朝中的纷争终于暂时平息。在这段宁静的时光里，戴寿、向大亨提出了一个建议，他们认为应将夏帝安葬在长江以北，这一提议得到了彭太后的首肯。

    戴寿、向大亨、刘桢等重臣随后亲自前往江北进行实地勘察。他们的目光最终落在了宝盖山，那里的林木葱郁，山腰处有一片开阔地，面积约几十丈，站在此处，可以俯瞰长江两岸的壮丽景色，无疑是一块绝佳的风水宝地。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将明玉珍的安息之地定在这里。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九月六日，永安寺内，数百名僧侣身着法衣，手持法器，引领着送葬的队伍。新君明昇，身着孝服，手捧明玉珍的灵位，神情庄重而哀伤。紧随其后的是几十名军人，他们肩扛楠木棺椁，步伐稳健。送葬的文武百官和明玉珍的亲属们，也都身着孝服，手持长幡，在绘有祥云、红日、黄月的三星画幡的引领下，缓缓走出庙门，沿着重庆的大街前行。一路上，纸钱随风飘扬，哀乐、钟罄、铙钹之声与人们的哭泣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悲伤而庄严的送葬图景。山城的百姓们纷纷走出家门，跪在道路两旁，焚香烧纸，为夏帝明玉珍送行。

    送葬队伍渡过波涛汹涌的长江，抵达北岸，在宝盖山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安葬仪式。一代豪杰、农民起义领袖明玉珍，就此长眠于这片他曾经为之奋斗的土地上。如今，在重庆大佛寺的五佛殿内，还珍藏着唯一一座抗元起义军领袖明玉珍的真容雕像，供后人瞻仰。

    为了缅怀夏帝明玉珍的丰功伟业，戴寿提议为他立一块石碑。这块石碑不仅是对明玉珍的纪念，也是对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见证，让后世的人们永远铭记这位英雄的传奇。

    明昇，这位年轻的皇帝，拥有着文人的气质和儒雅的风范。他的性情温和而纯净，通晓《孝经》《论语》，在朝政之余，他喜爱品茗，对茶道有着深厚的兴趣和独到的见解。在《续茶经》卷上之三《雪蕉馆记》中，记载了明昇如何在重庆取涪江的青石制作茶磨，指派宫人用武隆产的雪锦茶与大足香霏亭的海棠花一同烘焙。这种独特的烘焙方法，使得茶叶的香气和味道远胜于常品，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极致享受。

    在安葬夏帝之后，明昇再次登上朝堂，彭太后依旧垂帘听政，她的身影在帘后显得庄重而神秘。右丞相刘祯在朝堂上奏道：“先皇在时，曾有旨意表彰韩娥，然而她英年早逝，心愿未了。随后朝廷又陷入万胜、张文柄的权力争斗，表彰之事因此耽搁。如今先皇已安息于宝盖，朝廷的纷争也已平息，正是陛下表彰英雄、弘扬正气、凝聚人心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