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在新冠病毒抗病毒药物研发如火如荼的今天，更有人对抗病毒药物对omicron株的有效性表示怀疑。不过从当前的情况来看，omicron株并非“无法攻克”，它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的发展，很可能取决于我们对疫情的重视程度。

    首先，尽管omicron株相比于delta株有着更复杂的突变特征，但正如体外研究所提示的那样，突变越复杂，病毒的生存能力可能就越差，而且，omicron株中新发突变对病毒传播和生存的影响目前尚未能确定，因此在进一步的研究出炉之前，omicron株能否“支撑”起一场流行尚无定论。

    其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更复杂的突变病毒可削弱疫苗的保护效力，但现今所开展的新冠疫苗加强针计划能有效抵御这一情况。在针对新冠疫苗加强针的研究中，间隔一定时期后进行疫苗加强接种，可有效诱导人体产生滴度更高、中和特性更多样化的新冠病毒抗体，这些抗体可以结合到刺突蛋白的更多位点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刺突蛋白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上述体外研究亦显示，当****痊愈者接种了新冠疫苗后，其恢复期血浆恢复了对复杂突变病毒的中和能力，且有限的数据提示，在接种基础剂次新冠疫苗后进行加强接种，也可达到类似效应。

    再者，虽然omicron株可能严重影响恢复期血浆和抗病毒单克隆抗体的效果，其对当前的在研抗病毒药物的影响很可能非常有限。根据测序数据，omicron株的众多突变中，仅有两处（nsp12上的p323l和nsp5上的p132h）位于抗病毒药物的主要靶点上，且其中的p323l（存在于delta株）已被证明不影响核苷类抗病毒药物（如molnupiravir）的抗病毒效果，而p132h是否具有意义仍待进一步研究。

    相比于delta株，who此次对omicron株的响应速度和重视程度有了显著提高，这也给了我们相对充足的时间来防控omicron株的传播，测试现有防疫策略对omicron株的效果。至于omicron是否会成为下一个delta，很可能要取决于我们对防疫的重视程度。

    极早产儿是指出生胎龄小于32周的早产儿。超早产儿指出生胎龄小于28周的早产儿。还有一类早产儿属“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指出生体重小于1500克者。

    近10年来，中国极早产儿救治能力不断提升，也有不少“生命奇迹”。

    中国新生儿协作网（chnn）连续2年发布我国最大规模的极早产儿/极低出生体重儿队列数据，其中纳入了年度“最小胎龄”“最低出生体重”等，数据喜人。

    但“chnn”秘书长、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科主任曹云教授告诉“医学界”，这些是极个别现象，无需重点突出及过度宣传。

    “极早产儿/极低出生体重儿救治是一个全球问题。我从事儿科/新生儿救治工作30年，深知这些孩子的不容易，其成长路上的疾病负担很重。chnn坚持做年度报告，一方面是促请临床关注、思考，如何预防极早产或极低体重出生。另一方面是想用数据，让各成员单位看到新生儿救治现状，开展临床流行病学、疾病预后等研究。最终目标是改善这些孩子未来几十年的生活质量。”曹云教授说。

    根据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早产儿全球报告》，中国早产儿数量居世界第二。目前，早产已成为我国婴儿及新生儿死亡的重要原因。

    “中国新生儿协作网2020年度报告”显示，在接受完整治疗的情况下，我国极早产儿/极低出生体重儿存活率已有所提升。胎龄小于32周早产儿的存活率达96.1%，出生体重小于1500g早产儿的存活率为95.6%。这比2019年分别提高0.7和1个百分点。

    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有差距。主要体现在早产儿严重疾病发生率，仍明显高于发达国家。

    早产儿由于机体器官系统发育未成熟，可发生呼吸窘迫综合征、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脓毒症、脑损伤、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及早产儿视网膜病等多种严重疾病。

    曹云教授指出，临床救治能力及家属救治意愿有时也会影响救治效果

    2020年度纳入的极早产儿/极低出生体重儿为10473例，则较前一年度有所减少。2019年度报告纳入57家单位的10823例早产儿数据。

    “这可能和****疫情有关。部分产妇回到原籍生育，其分娩机构非协作网单位。同时，出生人口数下降，也可能是原因之一。”曹云教授分析。

    2000年前后，曹云教授出国学习，第一次见到胎龄26周的早产儿救治过程。

    如今，她认为，全球救治的早产儿数量有增多趋势，主要表现在新生儿重症监护（nicu）收治越来越多胎龄更小的早产儿，但有关早产的原因尚未完全明确。

    而对于那些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