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取消公共活动等这些常识性的、传统的公共卫生措施，也就是非药物干预措施。

    这些传统的卫生措施到底有多重要？以戴口罩为例，全民“戴口罩“能有效减少疾病传播。一项meta分析显示，仅戴口罩这个行为就能减少85%的感染风险[2]。而一项来自190个国家的全球研究表明，多种公卫措施的联合应用相较仅应用单一的公卫措施，能够增加11%-60%的疾病控制率[3]。

    早前有一篇发表于《柳叶刀》（thelancet）的文章曾经预测，如果我国不及时阻断病毒传播，不及时封城管理，2020年4月疫情患病人数很可能将达到1天3万例的顶峰，远高于实际发生于2月2日的1天1967例。可以说，武汉封城后的公共卫生措施成功地减少了近93%的高峰期日发病人数，提前两个月遏制了疫情的大流行，为全球的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贡献[4]。

    唐金陵教授感慨:“未来，当人类再面临这样的烈性高传染病的时候，一定要相信，即使没有疫苗，即使没有特效药，只要我们用公共卫生措施，再加上一些现代技术，我们能够很快地局部消灭这个疾病。我觉得这是对人类最大的启示。”

    那么，如何做好传统的卫生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好健康教育和社会动员。“我们常说，健康教育是最好的‘疫苗’。我们要让老百姓能够认识到这些传统的措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李立明教授说道。

    但是，未必所有国家都能严格遵守和执行这些公卫常识，做好健康教育: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疾控体系以及科研的能力明显高于我们国家，但是这次他们的疫情防控并不成功，现在已经出现了8000多万的确诊病例，70多万的死亡病例。为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坚持贯彻传统的公共卫生措施，例如戴口罩，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还有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坚持群体免疫，一味强调疫苗接种。但是疫苗接种只能保护易感人群，既不能早期识别发现传染源，也无法切断传播途径。”

    如今，随着新冠病毒疫苗的出现，全球疫情防控已经进入第二个重要阶段。但是遗憾的是，这次的新冠疫苗绝非防控疫情的“救命稻草”。

    对此，李立明教授有着理智的判断:从科学的角度说，我们能研制出新冠病毒疫苗，已经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新冠病原是一个rna病毒，是单链的、非常不稳定的病原体。不少rna病毒，像艾滋病病毒、sars病毒都还没有疫苗。新冠疫苗的有效性不是绝对的100%，但是它能积极地保护易感人群，降低发病的危险度，减少死亡几率。而且疫苗接种了以后，不仅会发生体液免疫，还会有细胞免疫，甚至可以出现免疫的记忆来抵抗一些新的病原。”

    显然，单凭疫苗无法100%控制住疫情，新变异毒株还在不断出现。如果把疫苗比作一堵未全面阻挡病毒的“围墙”，那么剩下的“墙”靠什么来垒？只能靠公共卫生措施。

    “可以肯定的说，在疫情没有完全消灭之前，传统的公共卫生措施不可能放开，也不应该放开。”唐金陵教授说道，“我们看到，不少国家已经开始对疫情防控放松警惕，渐渐减少了传统公卫措施的应用和强调。例如，以色列的全面疫苗接种率接近80%，但高接种率未能阻止疫情袭击，突破感染引发的重症和死亡率仍然不断上升，很大程度与放松了传统公共卫生措施密切相关。”

    2020年初****疫情暴发后，病毒学家、临床学家、流行病学家都快速进入疫情现场，做调查、摸情况、找原因，然后跟决策者汇报。然而，他们各自看到的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在唐金陵教授看来，这次疫情对公共卫生学界的最大启示，是疾病的防控离不开医学的群体观，这也是公共卫生学科独有的特色。

    现如今，学科越分越细，大家都在往微观层面看，从器官到细胞到分子。而群体观就是系统观、整体观、全局观。这次的疫情，正是群体观的一次重要实践，也充分反映了公共卫生群体观的重要特征:我国通过“封城”、全国动员、追踪密切接触者等这种社会层面的群体措施，在人群中开展对传染源、传播途径、潜伏期、发病率、病死率的研究，了解疫情在群体中的发展阶段和趋势。

    可以说，没有整体的观念，没有群体的视角，没有群体的方略，我们将无法处理好群体层面的传染病防控问题。

    那么，在疫情仍然肆虐的时代，公共卫生学科将走向何方？诚然，国家对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的投入已然日益增强，但整个学科在研究方向、基础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仍然有很多值得探寻的问题。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大家对公共卫生的定位已经更加明确。

    “公共卫生不仅仅是一个保护公众健康、预防疾病的技术队伍，同时也是保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队伍。疾控和公共卫生工作做的好坏，会直接影响